四论海峡两岸当代文学发展流变的殊途同归

——整合：一个中国的视野

陆卓宁

    海峡两岸自1949年以后，在政治意识、社会体制根本对峙的情态下，彼此的文学状貌仍然相继演绎了一个几近一致的发展态势。我们原以为，当我们透过对彼此源于同一的母体文化、同一的历史渊源而生成的同一个民族情结和民族审美思维、同一的民族文化根性和心理态势的追问，便会走进历史的真相，便会获得历史的解答。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更有甚者，我们才愈发感到，彼此在看似完全隔绝的历史情境下所形成的文学景观，就整体而言，其丰富、其深刻、其缠绵是任何一种界说，任何一种意识形态都难以概括、难以诠释的。看似是政治力量的逼迫，看似是人为的结果，却一再让我们领教了它的博大和神秘却又不可抗拒的超越和限定。但是，如果说，我们因此而感到沮丧，莫如说一种有洞见真理的兴奋已经在逼近我们。这就是：这难以穷尽的丰富、深刻和缠绵，正是以已经超越了文学发展流变本身的意义昭示出一种历史的融通和整合，昭示出以文学为表征的“一个中国”的前景。

一

    事实上，整合，历史已经为我们准备了条件。

    因为，“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①。如此至大至刚的凝聚力，正是中华民族家国观念、整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有着十分独特的人文价值。汉代历史学家班固说：“爱国如饥渴”；精忠岳飞说：“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宋代大诗人陆游说：“位卑未敢忘忧国”；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危难深重的历史便如此孕育和铸造了中华民族特有的品格，并且一直顽强地奔涌不息。

    甚至，海峡两岸间虽然常常因着并非情感层面的原因，诸如外国列强的入侵，政治军事力量的消长，而在近几百年的历史上几度隔绝，但是，彼此却从未放弃过对同属于炎黄子孙的身份的坚守。特别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日本殖民统治当局极力推行所谓的“皇民化运动”，禁止使用汉文，逼迫台湾同胞改日本姓。但是，台湾的不少仁人志士仍然以种种机智顽强的方式进行抗争，而爱国的作家们更是在如此酷烈的环境中，坚持着严峻的思考，勤奋的写作。被誉为“雄壮的史诗”、“台湾抗日文学创作中的一座里程碑”的《亚细亚的孤儿》，便是“誓将热血挽狂澜”的著名爱国作家吴浊流，几乎是以生命的代价而写下的。其文本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书写日据时期台湾爱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悲苦境遇和他们的觉醒与抗争，正如陈映真所说：他们的创作“英勇地负起了写作抵抗文学的任务，直挑问题的核心。这种反对帝国主义，追求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的主题，使台湾日据时期的抵抗文学，成了整个中华民族抗日救国文学主流合而为一，具有中国的性格。这是近代文学的一个十分宝贵的遗产和风格”②。

    如此，以全民族的最高利益为根本，以共同的时代使命和忧患意识为民族精神的集结，整合，当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向往。

    在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家园观念和整体意识中，还无处不渗透、积淀着“整合”的历史文化底蕴。最突显的就在于表现在政治、民族、思想以及文艺等诸多方面的统一性。自秦始皇统一中国起，期间虽出现过三国鼎立、南北分裂等政治纷乱的局面，但是，也同样是形成于秦的中国文化却始终没有偏离过固有的传统。——我们仅从价值观的角度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便可以看出一般。以艺术中的音乐为例，《论语·八佾》说：“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美”是艺术的范畴，“善”是道德的范畴。这两个不同的范畴被孔子统一在礼乐之中，逐渐形成儒家文化中“美善统一”的审美价值观，并成为中国传统审美文化的主流，这对后来审美观念的发展，对后来文艺理论以及艺术评价都产生了极其巨大和深远的影响。这种美善统一的审美价值观之所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体系，就在于它始终强调艺术要与“善”统一，要受善的检验。事实上，这就开创了艺术为人生、为道德教化、为粹政治服务的先河。显然，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如同这传统的审美价值观，一经由孔子建立，虽在秦统一后又历经几千年的历史纷争，甚至外族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但是，不但都难以发生变异，而且还在进行着生生不息的传承与发展。至于外来文化，诸如佛教的兴起，也完全是借助中国原有的文化因素，才得以流传，并且很快纳入中国文化自我发展的轨迹。

    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的不断融合，也加强了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以及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感。譬如元、清两代是中国少数民族掌权的时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结果，从相反的方向加强了民族融合的契机，无论从深度或广度上，都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创造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和心理上、感情上的精神条件。概而论之，中国文化是一个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会聚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它仍然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以找到的。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还受到儒家的中庸、中和观念的巨大影响，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人和平文弱的性格。但从根本上来说，中庸、和谐、合一则是立足于培育人的质野相济、文质相和、恰到好处的美好品格的良好愿望。孔子本人即是“温而厉，威而不猛”和“温、良、恭、俭、让”的典型。推而广之，则形成了我们在处理人与我、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的关系中和平共处和圆融无碍的精神。中国文化正是得益于这种和平宽大的特质，进而被塑造成为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不否认，中国千百年来为反抗压迫，为张扬和创新自己的文化，为建设一个团结和睦、统一富强的一个中国，经历了举世罕见的磨难和挫折，甚至为此所付出的代价，至今也仍然未能真正实现我们最彻底的希望，乃至于在20世纪40年代末，我们不得不又一次地把这一希望放进磨难和挫折中煎熬。

    所幸，在两种制度和两种军事力量对峙下而分流两地，隔海而生的中国文化却从未因此而流失了最根本的特质。我们在八九十年代的民族反思、认同回归的大潮中，就获得了最为熨帖的欣慰和执著的信心，随着“和平统一”的呼声日隆。随着西方敌对势力出于霸权的野心而加剧了干扰，“合一”、“一个中国”的重要性与紧迫感渐化作两岸民众、特别是有识之士的清醒认识。如此，毫无疑问，整合，当不再可能仅仅是一种理念的虚幻。

    整合，并非意味着彼此是势均力敌的相加。且不说海峡两岸因为长久的隔膜而使误解成为常态，各自的坚执也常常带来沟通的艰涩。就台湾特殊的人文历史环境而言，它从来都表现出不同于母体大陆的特有的文化情结，尤其是作为精神层面的文学实践。我们在赖和、吴浊流，直至陈映真及其创作的排序中不难看出，“台湾地区人民独特的历史遭遇以及台湾独特的地理环境条件，使得作为潜意识存在的一般意义上的台湾地方意识的普遍特点，又兼具独特的发展的典型特征，表现出殖民地人民和移民社会的性格，富有发乎悲愤的传统的抗争精神；与此相联系，也存在着可以理解的由本能的自主意识和历史经验启窦而引发的排外心理，要求决定自身的命运”③。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忧患意识在台湾这一特定地区的延伸与变异。而差异与融合恰恰就是中华民族、中国文化的一个层面的特有形态，中华民族正是一个由国内诸多民族组成的一个整体的大民族。从历史的眼光看，中国文化犹如一条巨流，华夏族的中原文化是它的主干，分布于周边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则是这一主干的支流，它们汇合着千千万万潺潺流动的文化小溪，构成一条无限深邃浩淼又永不休止的文化大川。也正是因为这样，便奠定和培育了我们能够包容歧义，异态共生的思想基础和文化基础。

    进言之，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从来都没有拒绝过虽不同民族却于己有益的异质文化；同样，海峡两岸当代文化（文学）固然受制于不同的意识形态，但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将不囿于任何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民族团结不是任何意识形态所能垄断的，她不拒绝任何有助于民族团结的思想资源。坚持和实现这样一种开阔超越的气度，我们不仅有着深厚的思想和文化的基础，现实意义上的“一国两制”的成功，也为整合提供了完全可能的成功经验。如此，整合，当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违逆的历史趋势。

二

    文学意义上的整合，也同样早已涌动于海峡两岸的文学历练。

    作为母体大陆的中国文学，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期间虽确曾经历过并非是文学本位和文学主体的原因，而遭至未能进入充分的文学创作自由的际遇，并且因此而导致了文学生态发展的不正常。但是，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或许还具有起码的史学态度的人，都会正视这样的实事：50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大陆当代中国文学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历时性的传统对话和共时性的现实关注。她始终如一地为传承和扬弃传统和吸纳现代文明而殚精竭虑；始终如一地为“改造国民性”和锻造崭新的人的美好品格而呕心沥血。直到今天，赢得了一个使文学自身走向润郎与健全的良好态势。所有这一切，当然更丰腴了作为整合“一个中国”的基本保证的文化土壤；更吸引了游离于母体大陆的渴望认同回归的目光；更紧密了所有希冀祖国昌盛、文化一文学繁荣的所有炎黄子孙的精神联系，从而为整合、实现“一个中国”的文学构架准备了思想文化的必备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支流的海峡彼岸特别是进入七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学，更表现出了企盼整合的特别情怀。著名旅美作家白先勇有一次回台探亲，当回答记者的提问“是否还记得大陆时代的事”时，动情地说道：“怎么不记得？清楚得不得了。北平、上海、南京……好多地方，长江呵，黄河呵，那些山呵水呵，拉船的夫子……好清楚好清楚。特别是出国了，这些记忆变得越来越清晰。好奇怪的。也许我想得太厉害了，不由自己地用想象来夸大那些忘记吧。不过，台北我是最熟悉的，真正熟悉的。你知道，我是在这里上学长大的。可是我不认为台北是我的家，桂林也不是——都不是。也许你不明白，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显然，白先勇日夜思念的“家”，就是祖国，就是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一个“一个中国”；或者说，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历史意义上的、精神意义上的……“一个中国”。这既是所有因着祖国罹难而流落海外的手足同胞的心声，也正是台湾当代文学企盼整合的态度和心理基础。

    滥觞于台湾50年代的所谓的“战斗文化”，从根本上说只是特定时期的情感扭曲的文化表现。而真正孕育和表现出企盼整合的情感萌动，应该说是开始于同一时期的乡愁文学。本世纪40年代末的历史风云以及由此而酿成的社会隔绝、同胞分离，又一次催发了台湾乡愁文学的潮涌。与明末以来的主要是把对海岛的感受和风物咏怀与思念大陆故乡结合起来的乡愁情结不同；与日据时期把对大陆原乡的思念和对台湾的眷恋交织在一起的乡愁情也不同的是，发生于此间的乡愁文学，如聂华苓的《台湾轶事》、白先勇的《台北人》等等，如果说，从表面上看，最为突显的，便是政治上的失落感、现实的漂泊感和梦回乡土的茫然感的错综交织；那么，其深层内涵就不能不是无法挥斥的“家园意识”并由此而蕴藉的民族意识。因为，“家”的基本概念，在中国文化中，不仅仅是“可蔽风雨和遮盖家庭过夜的较长久或临时性的建筑”，而是具有人伦相亲特点、渗透着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内涵的象征。因此，我们在《台湾轶事》的“这辈子回不去啦”、“怎么活下去呢”的恸哭和绝望中，实在感受到的还有一种“这辈子真的就回不去了”的不平与企盼。这不仅仅是对故园乡土的怀念，本质上说，还蕴蓄着更为深沉的家园情结，是对“家园情结”精神意义上强烈向往。

    如此说来，企盼整合的民族心理和强烈愿望，在有如被绝抉的“本是同根生”的手足中从一开始就没有冻结过。而如果说这还是一种十分隐秘的甚至连创作主体也一时难以体验的心理状态的话，我们在随后的作家文本中，如於梨华的《傅家的儿女们》、张系国的《昨日之怒》、丛甦的《中国人》……就不断地受到愈发强烈、愈发突显的“家园意识”的情感撞击，直至在八九十年代会合成潺潺汩汩的认同、整合的历史潮流。

    丛甦在她的《中国人》中便是如此借助作品人物直接宣泄出一个“一个中国”的强烈意愿的：“家和中国就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中国，中国人！这是多么荣耀又多么沉重的名词呀！中国，这闪耀着过去荣耀和未来允诺的名词。中国不应该是一个地理名词，中国不只是一个政治体系，中国是历史，是传统，中国是炎黄子孙，孔孟李杜。中国是一种精神，一种默契。中国就在你我心里，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是中国，有说中国话地方就是中国，中国是亿万中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性理性的希望和向往……”这充盈着强烈的民族归属感和“一个中国”意识的呼喊，正是此前乡愁文学的“家园情结”合乎逻辑的情感指归。在这里，其价值尺度已发生了由原来的个人本位向现实意义的民族本性的提升；思想内涵也由表层反映向深层观照的深入；感情的流向则是由失落无望到认同回归的发展。正如台湾最具号召力的著名作家陈映真所说：“台湾作家目前最主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从人文主义的回归去看台湾、中国、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的人类。在所有的复归途中，我相信没有一种东西比文学更有效、更直接。”④

    陈映真发表于80年代的《山路》和《铃铛花》便是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更开阔的时代视野的意义上，表现出了对祖国大陆，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关切和思考。《山路》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蔡千蕙这个人物复杂的心理历程。她由一个热血青年一度变成对前景失去信心、自哀自怜、无所作为的冷漠者，最后，民族意识终于在她身上又获得复苏。在她看来，大陆的前途才是亿万炎黄子孙的希望所在。我们以为，这一寄寓着作者深刻思考的“蔡千蕙”有着极为明确的象征意义。“蔡千蕙”的心理历程实际上正是每一个游离母体大陆而又始终未曾泯灭过“家园情结”的海外游子的心理历程。穿越文化和历史的长廊，我们民族的群体生命，经历过多少风暴和阴霾，也有过多少流离失所的悲愁，民族的和文化的危机也曾多少次在这块土地上扭结过。但是，民族的、文化——文学的奋争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磨砺和煎熬中却从未停止过对光明、对“一个中国”的追求。台湾50年来的文学流变由褊狭到拓展，其基础和核心就是母体文化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也是母体文化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延续。因此，它最终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表现出对祖国、对家园的强烈向往。纵使是隔绝日深，回归无望，也依然以认同回归作为雄壮的旋律有力地奏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便为整合，实现“一个中国”的文学构架积蓄了文化、精神以及情感的资源，从而牢固了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心理基础和思想基础。如此，整合，俨然已经是实实在在的可能。

三

    整合，实现“一个中国”的文学构架，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历史的终结；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历史空间的又一次自我圈定。

    两岸50年来的文学流变由褊狭到拓展，既表明彼此已步入并非对峙而是交流的时代，也赋予了彼此更为开阔的现代视野。这一意义的判断，对于彼此，对于整合都非常重要。这在于，两岸文学的写作者虽然背负着由于不同的意识形态而看似不同的使命，却不其然共同构造了蕴含着同一指归的文学大厦。在这里，既有着对传统的接续又有着来自另一世界的新质。因此，一方面，我们将仍然一如前辈“向西方寻求真理”。但是，不会也不应该再失去冷静的心智，片面地责难中国文学羁绊太多而阻隔了对世界文学潮流的全面趋附。另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向西方寻求真理”也并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困感。这就在于，东西方世界本身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审美趣味等诸多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传统与现代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生生不断的‘连续性’，背弃传统的现代化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而背向现代化的传统则是自取灭亡的传统”⑤。这是两岸当代文学经由相互背离、对峙、挫动而相互包容、凝聚直至汇通，从而共同呈示的由褊狭到拓展的文学流变所带来的深刻提示。

    因此，整合，实现“一个中国”的文学构架，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自身。这在于，整合固然是大势所趋，但决不表明这是一个轻易、简捷的过程。进言之，如何进一步彰显我们的以忧患意识、使命意识为主要构成的历史自觉，便成为至关重要。

    忧患意识集中体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基本精神。翻开中华民族不断强盛的历史，忧患意识正是它对抗并战胜危机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站在世纪之交的20世纪90年代末，包括两岸在内的中国作家，必须在承受文学先辈已十分丰厚的忧患意识的心理积淀的基础上，又赋予其新的历史内容。在这里，不是个人患得患失的唯我态度，不是仅以某一地区利益为目标的狭隘意识，而是必须承担历史遗留下的各种精神负担，包括人世间的一切苦难，始终把个人和国家、民族、人民凝结在一个焦点上。在坚守个体生命的主动性和抗争精神的同时，把自身的忧患与忧国忧民统一起来，承担起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国富民强的历史使命。正是：乐天下之乐而乐，忧天下之忧而忧。

    使命意识则与忧患意识互相渗透，互相结果。忧患意识交织着使命意识，从而变得更加严肃和真挚；使命意识积淀着忧患意识，从而变得更加深重和执著。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富有忧患意识，则必定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抱有沉重的使命感。内忧外患，兴衰交替的漫长的中国历史，培育了古代知识分子的济世苍生，勇于任事的良知和对国家、民族、人民抱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用感。那么，同样，站在世纪之交的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中国作家没有理由不承传文化先辈的优秀品格，并且在认同回归、祖国大同的大潮中肩负起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如此，不难预见，“两岸文学将在关心社会、面向人生、憧憬未来的时代主潮中得到会合，将在为祖国为人民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忏悔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的熔铸中得到净化、提高”⑥。而这也正是“一个中国”文学构架的根本内涵。

    文学的敏感和使命意识几乎与生俱来的。如果说，两岸的政治对峙因着历史、现实的多重交织而依然难以冰释，但两岸的文学却已经在以殊途同归的流向奔涌向前，这不仅是“一个中国”文学构架的必要途径，无疑也是民族团结、祖国统一的先导，从而在世界文学整体格局中共同显示中华文学的无限魅力。毕竟：“使大河流成历史的是文学；使眼泪凝成碑石的是文学；使黑夜生出翅膀的是文学；使星星唱出歌声的是文学。”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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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展望21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294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

②⑥公仲、汪义生：《台湾新文学史新编》，40、9页，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杨匡汉：《杨子江与阿里山的对话》，422页，上海人民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④《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选自《文季》1983年1卷3期。

⑤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代序》，32—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⑦台北《联合报》“联合副刊编者的话”1993年。

[参考文献]：

窦志力：《中国精神》，北京文心出版社1996年版。

公仲、汪义生：《台湾文学史新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龙泉明：《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全点上》，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