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先生1963年到达桂林，在畅游祖国大好河山之时，秉笔直抒胸意，写下多首歌唱簪山带水的诗词。据推算他当时在70岁左右，这个年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应当是思想敏锐、技艺娴熟的最佳季节，更何况是这么赫赫有名的大师。我读《桂林山水诗选》，发现郭老写桂林的诗作并不是一味地歌颂，同时也有批评。他在参观七星岩、芦笛岩后就批评说：“七星岩中景象，好事者多巧立名目。芦笛岩重辟后，人亦效其故技。”他立赋《满江红》一首：

巧立奇称，徒多此纷纷扰扰。浑不似，庸流拟古，山人画稿。突破天荒标独创，齐吹地簌歌难老。喜中华，大块富文章，寰球少。

    长篇宏，短篇峭。多幕壮，独幕巧。漫批评，各有千秋都好。天赋沉埋蒙暗黑，电流输入增光皎。看红旗，三面鼓东风，风力饱。

批评的是人（亦是他一家之言），歌颂的是景。似乎在批评，其实是在表扬桂林山水之美。仔细看，这首词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写文学，上阕有“喜中华，大块文章，寰球少”一句；下阕更有“长篇宏，短篇峭。多幕壮，独幕巧”的具体论述，上下有呼应。我对着这首词陷于了沉思，想说几句并非题外的话。

“长篇宏，短篇峭。多幕壮，独幕巧。”这是讲小说和戏剧的一般创作规律。长篇小说构制宏大，短篇小说制造精峭；多幕剧展示壮美，独幕剧打磨精巧。我是一个写曲艺作品的人，职业使然，读到这里我总是将它和写作短篇叙事曲艺作品联系起来。短篇小说和独幕戏剧由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表现庞杂的故事，取生活中的一个截面或一朵浪花是作家们惯用的手段。可以说，在取材方面，短篇叙事曲艺作品与短篇小说、独幕戏剧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曲艺作品是拿来演唱的——这种演唱又与戏剧表演不同——戏剧是“现身说法”，曲艺是“说法现身”。一个叙事短篇曲艺作品，几十行，百把行，选材自然要精当，力求折射时代的精彩。重要的是艺术感染力要强，这就必须讲究方法， 我以为这个方法应在“峭”“巧”之间，就是兼载着短篇小说与独幕戏剧的写作特点，故事尽量“峭”起来，而解决矛盾要“巧”——即是通常所说的是做到“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我主张开头四句唱词必须进入“本事”，迅速揭示矛盾。“交代”在刻画人物中进行。结尾必须干净利落，不管前面和中间是不是“凤头”、“猪肚”，但结尾应是“豹尾”——强有力，震聋发聩。即便是抒情性的结尾，也希望那条“豹子尾巴”能在空中画出一条美丽的彩虹。

从郭沫若的桂林山水词谈到曲艺创作，好像扯远了点，但艺术是相通的，融通是潜在的，这样想想也就不奇怪了。

来源：《曲艺》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