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的价值和意义往往是通过题材体现出来的，一方面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另一方面是有鲜明特色个性的典型题材，最能吸引人们的眼球。故而对题材的发现和开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报告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而题材的发现和开掘，又决定于作者的眼光和睿智。王布衣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敏锐眼光和思想智慧的作者，他发现和开掘了一个被尘封了二十七年但又契合了时代潮流和现实语境的重大又颇具特色的题材。作者以广西河池合寨村早在1980年初创建“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民主选举事件为题材，在《广西文学》2007年第4期以整期篇幅和惊世骇俗的大标题“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及其副标题“广西农民的创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诞生暨草根民主启示录”，将广西农民、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草根民主、民主选举等热点关键词一下嵌入人们的眼球，同时又上挂下联、纵横交错地通过时空变换拉近这一偏僻的小山村与国家、国际的空间距离，推衍开千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的积淀及其“五四”以来的民主化进程的时间距离，从而在古今中外交织的宏大而又多维的视阈中审视“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意义。显然，题材的意义大于作品文本意义；接受的意义大于创作意义；作品社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这无疑是自谦“王布衣”的作者匠心独造的结果。

清代叶燮在《原诗》中曾对作者提出“才”、“胆”、“识”、“力”的要求，他认为：“大凡人无才则心思不出，无胆则笔墨畏缩，无识则不能取舍，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这说明这四项条件对于作者和创作而言缺一不可，构成创作主体的综合素质和整体条件。以此衡量和评价王布衣及其创作具备“才”、“胆”、“识”、“力”是不言而喻的。针对报告文学的题材的重大而又特殊的意义而言，其“识”更为突出和重要。正如伯乐识千里马一样，作者对合寨村有其独到和深刻的思想之的“识”和艺术之“识”，从而才使其题材的意义更为重大和深远，也才能使题材得到更好的艺术表现和思想开掘。

其一，深识合寨村“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首创意义。“第一”就意味着首创，这不仅标志着创新和改革，而且标志着原创和创始。尽管这个“第一”显得很幼稚、弱小，存在着诸多问题和矛盾，背负着巨大的压力，经历过许多困难和挫折，走过弯路和曲折；但作者在“第一”的首创精神中发掘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重大意义，对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化进程、和谐社会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孕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诞生的重大意义。甚至连合寨村的“村规民约”和“封山公约”也摆上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桌，提供给立法者参考和借鉴。无疑“第一”本身就具有意义，不仅是首创和创新的意义，而且也有启发和引导的意义。

其二，深识“村民自治”的农民自觉性、自主性、自立性的意义。作者提供应证了“村民自治”的历史背景材料：阎锡山在山西的“村本自治”；梁漱溟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验；李宗仁、白崇禧的“三自”、“三寓”的“广西建设”运动；晏阳初在河北倡导的“平民主义”的和平乡村建设实验等。但这些“村民自治”不仅因其实验性或运动性而带有时间、地域的局限，而且均为学者或当局政要发起倡导而输入民间。相比之下，合寨村的村民自治完全是由村民自发倡导和主动参与的行为实践，尽管他们并不会意识到这是场将会由下而上影响全国、影响国家决策层的巨大变革，但作者发现他们在逐渐改变的观念和意识中已孕育出民主与法制、当家作主、集体权力与个人权利的自觉性、自主性、自立性，在草根民主中孕育出新型现代农民的萌芽和新农村建设的发展趋势。

其三，深识草根民主的顽强而又坚韧地发展的意义。正如作者颇富哲理的在“题记”中所云：“最短最长的是乡村的路，最浅最深的是小草的根”，他还满腔热情讴歌村民的“草根文化”和“草根精神”，颇为显赫地标示出“草根民主”这一理念，“草根民主显示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九亿农民强大的生命力”。这不仅揭示了农民被压抑和剥夺的数千年来梦寐以求的小康社会、桃花源境界、和谐幸福生活的热情和渴望，而且揭示了农民对民主权利的需求和企盼，更重要的是从草根民主中看到了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希望，意识到由下而上的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更为内在、更为自觉、更为主动的时代主潮和发展趋向。草根民主发自草根百姓、草根文化、草根社会的心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也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更代表了中华民族复兴和振兴的希望。

其四，深识广西农民民主选举的创举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意义。客观而论，广西农民民主选举的创举是社会进步、时代发展趋势的必然产物，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必然，而且也是世界潮流所然。作者巧妙地在头尾将民主选举的创举嵌入进国内外的大背景下展示其意义，“序章”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北大发表题为《从“五四”运动到村民选举：中国人民的民主之路》的演讲铺垫世界背景；“尾声”以来自中南海的最新强音，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会上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讲话展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前景，从而凸现了基层民主选举事件震惊世界的重大意义和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民主改革的重大作用。

正因为作者的“识”，才会有“才”、“胆”、“力”，并将四者构成整体从而形成主体性。恰如叶燮所言：“夫内得之于识而出之而为才，惟胆以张其才，惟力以克荷之。”由此可见，作者的独创而敏锐的识见必然造就其独树一帜的才气和才华，才会具有直面现实矛盾而不畏缩的胆量和勇气，才会有对民主问题揭示的大气真力和入骨三分的思想力度和深度，才会有对草根民主的满腔热情的礼赞和充满激情的期待。这充分体现出作品的鲜明的特色和风格个性，体现出题材的新颖和主题的创新，体现出视角的独特和视阈的宽阔，体现出艺术的魅力和思想的深度。我们不难从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看到其所显示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更不难从合寨村农民悄然自发的民主选举的平凡无奇的事件中发掘“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的重大意义。确实，面对这一题材的处理，既可作为新闻报道的方式表达；亦可选择文化宣传的方式表达；还可选择文学创作方式表达；更可作为政治宣传形式表达，其题材的新闻性、政治性、文化性、文学性的多维角度正好也说明了题材的张力弹性和作者选择的主体性。而作者能将题材的多维度和各种因素综合为一体，从而也显示出报告文学的综合的社会作用。这显然与作者的选材和立意有关，也与作者的身份有关。自称“王布衣”的作者王咏，也可谓具有多重文化身份，做过农民、工人、教师、记者、编辑、主持人、编导，故而才有驾驭作品的多维角度和综合整体性的视野和胸怀，作品才会体现出融新闻报道、文化宣传、学术研究、文学创作为一体的特色，也才有“为广西农民的伟大创举喊一噪子”的勇气和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