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多声部话语方式介入中国基层民主生活

——评王布衣的长篇报告文学《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

单小曦

可以肯定的是，王布衣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广西农民的创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诞生暨草根民主启示录》（载《广西文学》2007年第4期）取得了创作上的成功。随着媒体的进一步传播，批评界的深入研讨和读者的广泛阅读，它的成功将会不断升值。毋庸置疑，这部作品的成功首先来自于创作题材的发现和选择。对于一部报告文学而言，能选择当代中国民主问题和当代中国农民问题，能发现当代中国农民做出的一件震惊世界的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事件作为创作题材，这本身就是个了不起的成功，或者说这已经奠定了成功创作的基石。当然，题材不是作品，好题材不等于好作品。笔者认为，《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的成功，除了题材的发现和选择之外，还得益于将好题材提升为好作品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多声部话语叙事方式的创造与采用；二是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强烈介入意识。

《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创造并采用了一种多声部的话语叙述方式，突破了传统报告文学、甚至一般叙事文学作品的既定叙述模式。阅读《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给读者最初感受是它的叙事方式具有特别性，往往有超常规之举。这种特别和超常规与一般意义上的报告文学相比显得那么格格不入。比如，它采取了教科书或学术专著式的章节排列叙述体例。作品主体分为了六章，每章分为两节到四节不等，各章节之间既展示出了事件上的连续关系，又强调了事理上的逻辑关系。当两者不能并行不悖时，作者常常中断叙事，进行学术研究似的分析论证，以突出事理逻辑。最后一章最后一节的标题是“草根民主——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更像一部学术专著的研究结论。这对于一部文学作品、一部报告文学作品而言是很少见的。又如，它打破了传统报告文学及时性地、纪实性地、一以贯之地讲述某时某地发生的某个事件的一般做法。在叙事时间上，它的主事件跨度达二十五六年，背景事件跨度近百年；在叙事空间上，它以广西为主场域，辐射范围却是整个中国甚至延伸到了西方世界；叙事线索也不是单维度和单线发展的，而是以多头绪的、多维面的、时断时续的立体交叉方式展开的。更为奇特还是作品的材料组织。作品在文学性的叙事中间穿插了大量的历史事件、新闻采访、新闻报道、演讲稿、文献资料、学术研究资料、法律条文、政府文件等等非文学文本，它们既是相互关联的，又可以彼此独立为体裁不同的作品样式。在具体章节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草根英雄韦江歌”这样的纪实性和文学性相结合的人物传记，又有“草根礼赞”这样充满抒情色彩和哲理意味的散文诗，还有“广西为何成为新中国村民自治的策源地”这样富于思辨性和学理性的学术论文。

在传统理论视野中，也许这不过是一篇文字“大杂烩”、“大拼盘”，根本算不上报告文学和文学作品，起码不能算作艺术手法成熟的、具有较强文学性的报告文学和文学作品。但事实上，当代西方人文学术研究早已对固守某个僵死的理论框框来切割鲜活文学现象的形而上学的思维和研究模式，予以了严厉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伊格尔顿看来，根本不存在着决定文学成为文学的普适性的和真理性标准，使一种文本成为文学（应内在地包括使报告文学成为报告文学）的理论规定，不过是特定历史阶段特定文化权力选择和建构的结果，因此：“最好把‘文学’视为一个名称，人们在不同时间出于不同理由把这个名称赋予某种类的作品，这些作品则处于在一个米歇尔福柯称之为‘话语实践’的完整领域之内”。（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56页）这话的意思是，出于某种理由人们可以赋予任何文本以文学之名，区分文学与非文学是一件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关键在于它们都是“‘话语实践’的完整领域之内”的话语实践方式。如果这种观点成立的话，王布衣的《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是否被称为报告文学或文学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已经有一个叫王布衣的人和一个叫“广西文学”的媒介机构将一部叫《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的作品创作生产出来了，已经使之现实地成为了一种话语实践方式，并使之置身于了社会话语实践领域，同时正在对这一社会话语实践领域和范围更广泛的社会现实生活发生着影响。

以话语实践的视角观之，《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恰是作者（作家、策划者、把关人群体）的一次大胆的书写尝试。这种书写尝试有意无意地在质疑着、挑战着、突破着传统理论为文学、报告文学划定的某种界限和规范。与此同时，它开创了一种我称之为多声部的话语叙述方式。这里的多声部话语叙事方式指作品中的叙事话语不是单一形态的，而是多种话语形态交相辉映，形成了多声部的合奏。具体而言，它是政治话语、历史话语、学术话语、新闻话语和文学话语的五重奏。作品以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北大关于民主政治问题的演讲为序章，以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大关于民主政治的演讲收篇，以发自中南海关于加强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声音为尾声，中间“链接”了若干中国政府官员的会议讲话，这些构成了作品的政治话语声部，它是贯穿始终的一种音乐回响，时隐时现地在提醒读者：广西农民的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化运动是符合中国乃至世界时代政治要求的伟大创举，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从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村民自治的历史回顾（阎锡山的“存本自治”、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试验、白崇禧广西村民自治），到“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诞生记”，再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诞生记”，对这些尘封的和可能永垂青史的历史事件的记录再现，构成了作品的历史话语声部。对历史事件的追溯是作品的主体，历史话语形态也必然构成了这部合奏乐曲的主旋律。它时而低沉浑厚，时而昂扬奋进，时而婉曲迂回，向人们讲诉着一个又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和这一整个重大事件原委始末。关于村民自治和民主理论问题研究的学术著作、学者观点的引用，关于作者对村民自治和民主理论的考察研究及其相关分析论证（如“广西何以成为新中国村民自治策源地”的分析，“草根民主——中国迷住政治的必由之路”的论证），构成了作品的学术话语声部。它在整个乐章中并不时常出现，但并非可有可无，有限的几次显现都是强音和重音。它的任务是把历史事件和与之相关联的重大问题置于理性分析的视野，对中国的民主、法制和广西村民自治之于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现实价值、历史意义等给予深入探讨，使读者在审美愉悦的同时又可以获得一份思想上的启发和理性激情的体验。关于参与村民自治当事人和有关政府官员、学者的采访记录，采访手记构成了作品的新闻话语声部。它有时与政治话语声部、历史话语声部、学术话语声部交叉在一起，有时则凭借时效性、新闻性而独立表现。它的设置强化了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拉近读者和作品中的人物、事件的心理距离，因此构成了其他声部的有益补充。最后是作者充满激情的情感抒发、对中国基层民主实践的浪漫化书写以及对中国未来民主道路的理想主义似的想象和憧憬，构成了作品叙事的文学话语声部。文学话语声部与其它话语声部相比最特殊，首先它是所有话语声部的伴音，即作品整体叙述都是文学性的，比如对政治话语的取舍、选择、链接本身就是文学性的表现；再如对合寨大村治安联防队成立诱因——蒙金泽事件、对果作村在老樟树下召开村委会选举大会经过等历史事件、对廖怀鑫竟选事件以及选举中许多有趣插曲的描写，显然是极具文学性的。此时，文学话语与其它话语交织在一起，起到了有效烘托的作用。另外，作者终归还是个激情澎湃的诗人，而非冷静的学者或政治家，当他的情感往往不能为政治、历史、新闻、学术话语所完全收容和羁勒时，就会情不自禁地营造出一个独立的文学话语叙述空间，“草根礼赞”就是突出的例子。此时文学话语又形成了独立声部。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指责该作缺乏文学性的观点都是不符合作品实际情况的。

总之，多声部合奏构成了《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的重要叙事风格，那么，作者创作这部作品就是为了进行一次报告文学文体风格的变革或者叙事模式的探索试验吗？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作者对表达机制、叙事模式的苦心经营，连同创作冲动，创作激情都指向和集中到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目标：把广西农民开展村民自治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出台的伟大壮举尽其可能地、淋漓尽致地展示给世人，通过对草根民主的礼赞，通过对基层民主建设的分析，表达和传递基层民主建设可以推动中国整个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进程的思想、信念，最终以话语实践的力量影响中国的民主政治。这才是作者写作的最后和最大的目标。其实，这也正是文学具有以话语实践方式介入生活的价值的深刻内涵。在法国哲学家萨特看来，文学就是作家介入生活的实践方式。人是一种通过实践赋予其他事物以存在秩序、时刻显示自身存在意义的存在物。实践方式即介入现实生活的方式即体现人存在价值的方式。耕田种地是世世代代的广西农民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实践方式，也是他们介入现实生活的常规性方式。在特殊情况下，他们搞起了治安联防和村民自治，并成为了中国基层民主制建设的源头，则是他们介入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特殊方式。作家作为在一定社会现实中生存的生命个体，写作是他的一种生存方式，也是他通过这种话语实践介入现实生活、实现生命价值的方式。王布衣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收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并创作出了这部作品，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一事件，引起文学界、批评界、学术界以及相关的政府机构的注意、讨论、研究，就是作家王布衣对中国现实民主政治生活的介入方式。批评家讨论王布衣的这部作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对读者的审美价值，即是批评家一种介入方式。不同之处在于，作家、知识分子的常规介入方式不是物质实践、不是直接的政治实践，而是话语生产、话语实践，亦即间接的政治实践（间接地影响社会现实中的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

阅读《震惊世界的广西农民》我们能感受到王布衣对广西这片土地的热爱，对中国9亿农民的深厚感情，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强烈关注，能够感受到一个作家、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现实关怀，这是不言而喻的。我要强调的是，这一切都是他通过话语实践、通过创作这部作品介入中国基层民主生活的动力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可以更加充分地理解他对作品叙事模式的苦心经营。要展示并且要尽可能地、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地展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不管哪个方面的材料，不管哪种方式，只要有利于这个中心目标，有利于这个目的，都不妨拿来，不妨使用。最终便形成了这种多声部的回响。也是这种多声部的叙事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上述创作目标。因此，我认为，该作的最大价值不在于审美价值，而在于对社会现实的干预价值，或者叫作政治价值。也许这种干预、影响对于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实际建设是很微小的，但在私人化写作、商业化写作盛行的今天，我以为已经很了不起了。

当然，任何一部作品都会有它的弱点和缺陷。面对这样一个重大题材，读者可能会报有更高的阅读期待，即希望能看到作家更加直面人生、正视现实的勇气和力量，在讴歌赞叹之余把冷峻和艰涩的一面也切实地展示出来。也希望能看到作者对中国民主问题更深刻的理解和剖析，而不单单是理想主义和浪漫化的憧憬、向往。民主政治的理论探讨和社会实践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开始了，现代民主政治在西方取得了长足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但问题多多也是事实。无论西方还是中国，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社会实践，民主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草根民主是否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必由之路，同样是个复杂的问题。倘若果真如此，也还要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不过，这些都不妨碍王布衣这部作品在文学创作层面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功。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