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易卜生逝世100周年，国家话剧院也于9月推出了“永远的易卜生”戏剧季。


   他曾经被视作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最大的外国人，那么今天我们该纪念一个怎样的易卜生？

　　今年是易卜生逝世100周年，易卜生的名字在今年的中国戏剧界不断被提及，人们好像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此之前已经有很多年，我们几乎完全忘记了易卜生。

　　虽然纪念故去的伟人时总是以弘扬他们的丰功伟绩为宜，但是具体到易卜生，要在中国纪念这位伟大的戏剧家，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能找到很多理由。认真清理中国百年来的戏剧史，我们会发现，易卜生以及他的作品对中国产生的实际影响，早就已经被文学史家们夸大到了不切实际的地步。

　　诚然，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易卜生曾经被当作西方最重要的戏剧家介绍进中国，著名的《新青年》杂志甚至为之办了一期“易卜生专号”。但是一百年来，《新青年》的专号以及这批激进知识分子们在中国戏剧领域的影响力，一直被局限在想象和文学论争的世界里，而在实际的戏剧创作与舞台演出领域，那个真实的挪威剧作家易卜生以及他的作品，几乎就没有以他的本来面目迈入中国的国门。

　　在易卜生被那些留学西洋的知识分子们介绍到中国的年代，西方戏剧在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戏剧面前，没有任何冲击力，介绍者们预言的因易卜生出现而将在中国戏剧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根本不曾出现。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段里，西方式的戏剧在中国农村完全没有市场，而在城市里，也只有当它被中国戏剧家们按照本土戏剧方式加以改造后，才以高度中国化了的面貌立住脚跟。因此，在这几十年时间里，易卜生只不过是存在于纸张上，而不是舞台上。另一方面，即使话剧界理论家经常会因戏剧观念的论争而提及易卜生，然而一涉及到具体的创作，20世纪中国那些真正重要的剧作家及其经典作品，无论是曹禺、郭沫若还是李健吾等等，其作品中都看不到多少易卜生影响的痕迹。更接近于《新青年》杂志所介绍的易卜生主义，或许是秦腔的范紫东和豫剧的樊粹庭，而他们那些忧国忧民的作品，其思想与艺术的资源，主要源自于传统思想与传统戏剧，很少能够追溯到易卜生。

　　易卜生之由20世纪初一批激进知识分子们介绍到中国，初衷在于通过易卜生的介绍，激起戏剧界关注社会现实的热情。因此易卜生戏剧作品被读成了纯粹的社会问题剧，他的作品中更明显也更重要的心理内涵与象征手法，这些给易卜生赢得了更高声誉的艺术成就反而被忽视了。然而，要鼓励中国戏剧家关注社会现实，完全没有必要去学习模仿遥远国度的易卜生，借助于儒家的入世情怀就已经足够。

　　有趣的是，对易卜生戏剧这种狭隘的误读，不仅未能帮助易卜生进入中国，在若干年后反而成为所谓“易卜生主义”继续传播的障碍，曾经在一个漫长岁月里，像易卜生那样关注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问题的戏剧创作，实际上很难存在。

　　在这个意义上，不仅那个真实的易卜生始终没有真正进入中国，被命名为社会问题剧作家的易卜生，对他的敬仰也只限于叶公好龙式的宣传。

　　一百多年来，易卜生首先是被误读，然后是被悬置。他因为被误读所以被悬置，由于被悬置就导致他被人们更努力地进一步去误读。他始终只是一个影子，被无数戏剧家们敬仰的同时几乎总是被敬而远之。文学史家在写作中，很容易夸大了文学论争的意义，由此陷于对易卜生的中国影响想当然的渲染，然而在20世纪中国戏剧创作与演出的进程中，要找到易卜生实际的存在身影，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倒希望中国当代戏剧真能从易卜生那里继承点什么，哪怕是那个被误读了的易卜生。

　　傅谨（中国戏曲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