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西吉县柿子滩旧石器时代遗址
柿子滩遗址位于黄河的支流清水河下游，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市吉县东城乡西村，地处中国西部典型的黄土高原东部边缘。
柿子滩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是山西省文物局十五计划重大主动性研究课题之一。2000—2001年的田野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2000年，在清水河下游两岸进行大规模拉网式调查，15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25处旧石器和动物化石地点，包括高楼河沟口附近的中心遗址区。
2000—2001年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选择了20个地点进行了定量阶梯式探沟发掘，水平清理、出土物的三维空间记录以及文化层沉积物的过筛和淘洗，基本搞清了遗址群内石器文化的分布范围、分布高程、分布密度、地质成因和遗址的埋藏性质；第14地点发现一处比较完整的篝火遗迹。
2001年，发掘了高楼河附近的第9地点、第12A地点和第12B地点，发现了距今2—1万年间三个层面的古人类活动遗址，清理出4个用火遗迹、修整石器的工作区、2千余件石制品、动物化石以及制作精美的蚌质穿孔装饰品。
新的发现表明，柿子滩遗址群是中国目前距今2万至1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柿子滩遗址群田野资料的石制品组合特征呈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部风格，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之末广泛分布于黄土高原和黄河中游一种独特的区域文化。柿子滩课题的深入开展对建立西部史前文化的时空构架、探索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区系类型、以及华北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早期过渡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二.浙江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
跨湖桥遗址1990年曾作发掘，所取标本的14Ｃ测定年代距今7-8000年，超过著名的河姆渡遗址，这在东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中是一个重要的发现。2001年5—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萧山区博物馆对因砖瓦厂取土遭到严重破坏的跨湖桥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发掘面积近300平方米，出土了一大批陶、石、骨、木器，其中陶器复原器近150余件，器物形态及其组合迥异于河姆渡、罗家角等附近地区发现的早期文化遗址，可明确为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北京大学文博学院实验室对5个地层所出的6个木头标本的14Ｃ测定数据（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间。
跨湖桥遗址埋藏于古湘湖湖底，底层略低于现在的海平面，文化层分为9层，堆积最厚处仅1．2米。但上部覆盖的青灰色湖相淤积层厚达4．6米，因此遗址的动植物遗骸及骨、木器得到很好的保存。
值得一提的是，Ｔ0411⑧层有一件稍有残缺的绳纹小陶釜，该小陶釜口径11．3、高8．8厘米，外底有烟火熏焦痕，器内盛有一捆植物茎枝，长度约5—8厘米，单根直径一般在0．3—0．8厘米间，共约20余根，纹理结节均很清晰，出土时头尾整齐地曲缩在釜底。从现象观察，当属因故（陶釜烧裂）丢弃的煎药无疑。标本送浙江省药品检验所中药室检测，定为茎枝类，材料的具体药性与名称因有机质不足不能确断。医学界将中药起源时间定在《黄帝内经》出现的战国时期，但“神农尝百草”，史前期人们早已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传说中商初重臣尹伊发明“复方”草药，而这次出土的显然是“单方”，这一珍贵资料对研究我国中草药的起源尤其是煎药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三.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
2001年8—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青队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继续对位于青海民和县南端的官亭盆地黄河岸边的喇家村齐家文化遗址进行发掘，揭露面积700多平方米，有多项较重要的发现，为官亭盆地考古再添新的成果。新发现地震和洪灾的证据，辨明灾难现场堆积的地层关系；新发现小型广场的迹象，清理出奠基坑和杀祭坑及埋藏坑，出土奠基人骨杀祭人骨和玉器卜骨等重要遗物；新发现保存颇为完整的窑洞式结构房址和分布格局以及烤制食物的壁炉，提出聚落形态的新认识。
喇家遗址原已在Ⅱ和Ⅳ区发现的3、4、7号房址都清理出房址内的人骨遗骸，达20具之多。断定为史前灾难遗迹，引人关注。这次又在其东边清理出10号房址，出土姿势异常的2具人骨。房址内的堆积可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是黄河大洪水的洪积物红胶泥土层，下层为窑洞坍塌的黄土层。人骨遗骸被埋没于黄土层之中，证明是房址垮塌将人压砸而亡，从而埋没于房址之中。在10号房址东侧发现了地震塌陷遗迹，在7号房址南侧发现了地震裂缝，并穿过房址，裂缝被红土层叠压，并渗入缝隙之中。这些地层关系表明，地震在先，洪水在后。在遗址其他多处地点也发现了地震裂缝、地面折皱起伏和地震的沙管现象，反映地震确实对遗址有过强烈影响。喇家遗址诸房址内的灾难现象应是地震所致。遗址上的洪水和地震遗迹，经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夏正楷教授的考察确认，其中有的现象就是夏先生等在考察中发现的。这为喇家遗址灾难遗迹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地层关系明确了灾害的先后和产生的不同影响。发掘显示，地震对遗址造成了灾难性的打击，洪水则对遗址造成毁灭性的冲击。喇家遗址灾难遗存的发现，揭示了齐家文化时期，距今4000年前后，在黄河上游出现的灾变事件，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为古史洪水传说找到了一定实证。这项发现的科学意义远远超出了考古学的范畴，它为多学科交叉研究，为深层次的环境考古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四.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
屋背岭遗址是1999年深圳市第二次文物普查时发现的。位于南山区西丽镇福光村村后，南距深圳湾直线距离8公里，西北面分布众多的低岗，大沙河自东北向西南流经遗址东侧。屋背岭海拔高度61米，相对高度30多米，是呈东北-西南走向的长条马鞍形山岗。山岗布满荔枝树。农民在种树挖坑时对遗址造成一定破坏。2001年4月至2002年3月进行了考古发掘。
本次发掘在山脊处布探方19个，发掘面积1400平方米。发掘清理商时期墓葬94座，墓葬分布密集。墓室开口在表土层下，均属小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墓向有东西向、东北-西南向、东南-西北向。长度一般不超过2米，宽度多数在50—100厘米之间，深度一般为20—50厘米。墓圹较小，骨架无存，葬具不详。随葬品有置于墓底的，也有置于填土中高出墓地的；有置于墓室一端，也有置于中部的。总的来讲无一定规律。有的随葬品呈碎片散置墓中，而有的随葬品显系放置之前已残缺。
该墓地是广东地区目前发现、发掘规模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已发掘清理的商时期墓葬94座。根据调查和勘探的情况推断，埋藏总数应当在200—300座左右。这是继广东博罗横岭山先秦墓地后的又一重要发现。其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于广东商周考古研究而言，屋背岭的第二期和第三期材料填补了珠江三角洲及港澳地区陶器编年的一段空白，树立起了该阶段的年代标尺；由于在编年认识上的进步，进而对我们认识珠江三角洲以及港澳地区的本地文化特色和文化交流有了新认识；屋背岭的发掘则改变了人们在珠江三角洲和珠江口地区对史前、先秦时期聚落特点的认识，同时也要求人们重新检视沙丘、贝丘、山岗台地遗址间的关系。
如此大规模的商时期墓群，要求我们对边疆地区的文化发展水平和模式进行新的观察和研究；另一方面，将其放在中国的范围内，它又表观出一种共同的时代特点，例如有流带把器物，与长江黄河流域的关系（马桥二里头）、大口尊（盘龙城等），上升到某种层次，这就是中国文明进程中的向心力。
五.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
2001年2月8日下午，中房集团成都总公司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修建“蜀风花园大街”下水管道的施工中，挖出一批象牙、玉石器、铜器等文物。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闻讯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了解有关情况，并于次日进场组织发掘，现发掘工作仍在进行中。
经过9个多月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进展；再加上近几年在蜀风花园城北面进行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情况，确认金沙遗址分布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是一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可能是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为配合基本建设，自2月9日以来，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房集团成都总公司蜀风花园城范围内的“梅苑”、“兰苑”、“体育公园”和成都置信房产开发区进行了全面的文物勘探。文物勘探面积达0．8平方公里，共布勘探探沟800余条，确认了四处重点发掘区，其中三处正在进行考古发掘。
现有的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表明，金沙遗址是有着一定布局结构的。遗址的东部——“梅苑”东北角区域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是居住区；遗址的中部——“体育公园”文化堆积分布区是居住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是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该遗址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发现的房址均是挖基槽的木（竹）骨泥墙式建筑。陶窑均是小型馒头窑，是四川省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窑址。墓葬分一次葬和二次葬，以二次葬为主；葬式为仰身直肢；墓坑均为西北——东南向，头朝西北或东南，以东南方向为主；大多数墓葬无随葬品，有随葬品的也不多，主要有陶器、铜器、玉器等。灰坑多为圆形灰坑。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共2000余件，包括金器40余件、铜器700余件、玉器900余件、石器300余件、象牙骨器40余件等。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
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六.贵州赫章可乐遗址墓葬
2001年9—10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赫章县文管所在赫章可乐发掘古代夜郎时期“南夷”民族墓葬108座，有许多重要发现。其中尤其是一些奇特的埋葬习俗以及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随葬器物，对揭示古代夜郎文化面貌，探索夜郎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这是贵州近年实施夜郎考古计划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考古发现。
发掘主要分两个工区进行。其中Ⅱ工区墓葬分布异常密集，在约330平方米范围内发现墓葬81座，许多打破或叠压关系令人吃惊。墓葬年代为战国至西汉时期，其中是否存在间隔期尚不明确。
墓葬均为竖穴土坑墓，地表不见封土堆。墓内填土富含红烧土颗粒。墓葬规模不大，长1．42—3．2、宽0．4—1．45米。平面形状主要为长方形，另有两种略变异的形状。一种前、后端侧壁略作弧形外扩，平面约似一哑铃状，共发现9座墓。另一种头端顶壁中部有一小圆弧外凸，平面约似一钟状，共发现8座墓。埋葬姿式多为仰身直肢葬，双手屈于胸前。另也发现少量侧肢葬。
这批墓葬最引人注目的是奇特的“套头葬”和其他几种特殊葬式。
“套头葬”指用铜釜套于死者头顶的埋葬方式。过去在赫章可乐曾发现过，但远不如这次发现的形式多样。其一是用鼓形铜釜套于头顶，与过去所见相同。不同的是在墓坑底部四周用未经加工的石块垒砌一圈。其二是用一件大铜釜套头，另用一件大铜釜套脚，脸上盖一件铜洗，双臂上也放置有铜洗。其三是用一件大铜釜套头，用一件大铜洗垫于脚下，右臂垫一件铜洗，左臂旁侧立一件铜洗。“套头葬”铜釜内基本都保存了一部分头骨，可看出均为仰身直肢葬。另外都发现使用木棺的痕迹。
除“套头葬”外，还发现几种特殊埋葬方式。一种是用铜洗盖于死者脸部，发现2座墓。铜洗下头骨大部保存，肢骨却完全朽坏无存。再一种是用铜洗垫于死者头下，仅发现1座墓。头骨已不存，但洗上保存了一对铜发钗，洗边沿还保存了一对骨质耳环的残痕。另一种是在死者头侧墓底斜插一件铜戈，共发现4座墓。铜戈或插于左侧，或插于右侧。
“套头葬”及这些特殊葬式在国内其他地区尚未发现过，属夜郎民族特有的葬式，所反映出的丧葬意识和宗教观念很值得研究。
“套头葬”使用了两类铜釜。一类是辫索纹耳大铜釜，宽沿外侈，鼓腹，圜底，腹上部纵向安置一对硕大的辫索纹环状耳。274号墓出土的一件大铜釜肩腹部装饰一对圆雕立虎，立虎昂首扬尾，呲牙长啸，十分威武。这类铜釜共出土3件，外壁都附有较厚的烟炱。另一类是鼓形铜釜，也出土3件。这种形制的铜釜最早出土于云南祥云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赫章可乐先后已发现这种铜釜10余件，都用于“套头葬”墓。
赫章可乐位于贵州西北部，处乌蒙山脉中段东缘。从古文献和目前发现的资料看，应属古夜郎国范围，但可能还不属夜郎国中心区域。《史记·西南夷列传》称：“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夜郎与滇当时应同为西南地区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方国。滇文化的面貌现在已逐渐显现，但夜郎却始终是历史未解之谜。作为一种重要的地域文化，夜郎是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近年来贵州已将夜郎考古作为重大课题来开展，力争通过对有关区域的排查和对重点项目的发掘，逐步揭示夜郎文化的面貌。赫章可乐夜郎考古的重要收获，将推动这一课题的发展。
七.浙江杭州雷峰塔遗址
雷峰塔遗址位于杭州西湖南岸，在南屏山支脉夕照山东侧的平岗上，隔湖北望保椒塔，南距净慈寺仅百米，是1924年9月25日雷峰塔倒塌后形成的废墟堆积，1997年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发掘前的雷峰塔遗址宛如一座馒头状小山包，平面呈椭圆形，南北向长径60米，东西向短径45米，比现地面高出9-11米，最高处海拔43米。
2000年12月-2001年7月，为配合雷峰塔重建工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浙江省文物局具体指导，雷峰塔筹建处提供发掘资金，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2000年度工作的基础上，重点对雷峰塔地宫及塔基、外围遗迹进行了考古勘探与发掘。两次发掘，揭露面积达4000平方米。
2000年2-6月，为发掘第一阶段，清理了8000多方倒塌后形成的废墟堆积，基本搞清了雷峰塔初建时塔身的形制、结构、大小、层数等相关问题。雷峰塔底层为双筒回廊式，八角形，由外套筒、回廊、内套筒、塔心室四部分组成，对径25米，双套筒用塔砖、黄泥实砌而成，底层有宽大的副阶，其形制与杭州六和塔、苏州云岩寺塔(虎丘塔)相同，而规模为同时期佛塔之最。考古发掘获得的资料表明，雷峰塔初建时即为五层砖塔，历代遭破坏的仅仅是塔院及塔体的木构部分，砖砌塔身未动。遗址中出土了纯银阿育王塔、小型金铜造像、石菩萨头像、铜镜、铜钱以及大量石经、铭文砖、建筑构件等文物。许多塔砖模印“辛未”(971年)、“壬申”(972年)等纪年，有助于了解雷峰塔的初建年代。
2001年度为发掘第二阶段，工作重点是发掘雷峰塔地宫及塔基、外围遗迹，发掘结果表明，雷峰塔的塔基保存基本完整，地宫保存完好，为五代吴越国末年的遗存；重修于南宋及后代的道路、僧堂等外围遗迹亦有所发现，但保存情况较差。发现了吴越国王钱 作的《华严经跋》及南宋乾道至庆元年间重修雷峰塔的《庆元修创记》等重要碑刻。地宫内出土了70余件珍贵文物。雷峰塔地宫发掘弥补了五代十国时期佛塔地宫考古的空白，对研究唐宋时期地宫及舍利埋葬制度、南北方地宫形态结构的差异等问题有重要价值。
吴越国五代时有“东南佛国”之称。吴越国辖境的十三州一军，是同时期我国境内佛教遗迹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文献记载，吴越国王在境内广建佛塔、寺庙，开凿摩崖龛窟，大量印制佛经，建立经幢，它们中的许多遗迹遗物一直保留至今。雷峰塔是吴越国王崇佛的集中体现，最有特色的是雷峰塔的藏经，与众不同，可分三种：一种是用白棉纸木版精印的佛经，系密宗经典，全称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放入特制的有孔藏经砖中，雷峰塔倒塌时发现较多，孔开在砖的一端，直径2．5厘米，深10．5厘米，这种藏经方式，是国内迄今发现独一无二的。
八.河南禹州神垕镇钧窑遗址
钧窑瓷器是中国北方地区宋元时期最重要的一类瓷器产品。中国古代明代以后的文献中将其列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并认为其为宋代制作水平最高，用于贡御的一类瓷器。然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并无可靠的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目前所见最早的考古纪年材料是金代的，而绝大多数都是元代的证据，使钧窑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焦点。
为了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展的历史，解决学术界的有关争端和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钧窑的中心窑场之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钧窑址进行了主动发掘。考古队的组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副教授秦大树实际负责发掘工作和先期整理工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赵文军配合并部分参与发掘工作。参加发掘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研究生李静、霍杰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有5位技工参加了发掘工作，部分参加发掘工作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博士研究生林立、进修生明梅、荣思彬，许昌市文物工作队苏辉、史婷。短期参加先期整理工作的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助教路菁。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自2001年9月27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历时三个月。经过我们艰苦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本次发掘中清理出一批遗迹，具有较重要的意义。清理的窑炉共有8座，其中5座保存相对完好。这5座窑炉各具特点：发现的中晚唐时期的窑炉采用了砖砌的建造方式，为砖砌浅火膛的窑炉，窑炉窄而长。其余的还有砖砌深火膛的窑炉和土洞式窑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地窑址清理的一号窑炉（HY1），其时代约在北宋晚期到金代，是一座土洞式长形分室式窑炉。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教授在了解了此窑的情况后，认为其在热功上是合理的。应该是从前到后依次生火烧制，这样有利于充分利用热能，提高烧成温度，是北方的窑工们借鉴南方龙窑的成功经验，结合北方的实际情况的一种尝试。我们在调查神垕镇茶叶沟蛤蟆坑窑址时也发现了两座类似的土洞式残窑，表明这种窑炉在钧窑中绝不是孤例。HY1的清理为北方地区烧瓷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一项空白。
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11世纪末至12世纪前半叶）。在DT3⑦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崇宁通宝”铜钱，而DT3⑧层中出土了北宋的“元丰通宝”铜钱，表明⑧、⑨两层有可能早到北宋晚期或末期。这一时期钧釉瓷器已经产生，主要生产小件器物，但制作精良、规整，部分产品采用了裹足支烧的方法，底部留下了细小的支钉痕迹。这种工艺与北宋晚期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南中西部地区诸多窑场流行的生产工艺相同。这个时期的钧窑以制作精良和素雅的风格见长。经过对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可将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3个时期，即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和元代时期，大体覆盖了钧窑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钧窑本身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这项发掘工作必将对钧窑乃至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发展史的整体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九.浙江杭州老虎洞南宋窑址
老虎洞窑址自1996年9月在杭州市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狭长溪沟的西端发现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于1996年—2001年间，先后进行了三次考古调查与发掘，都有重大收获。
老虎洞古窑址坐落在一处2000多平方米的山岙平地，从1998年10月至2001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该地块共开挖5×5米探方86个，实际揭露面积2300余平方米，清理出龙窑窑炉三座，小型的素烧炉四座，作坊一处，澄泥池四个，釉料缸两个，瓷片坑24个，发现了南宋至元代三个时期的遗存，出土一大批完整的和可复原的瓷器和窑具。这些遗物品种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尤其是南宋时期的文物，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工艺水平。
经过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全面、完整地揭露了老虎洞窑址，得以了解这处重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全貌，为将来进一步深入研究南宋时期官营手工业的生产、经营、管理等问题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在发掘中清理出了烧瓷窑炉和附属的素烧坯窑炉、采矿坑、炼泥池、储釉缸、陶车基座、制坯和施釉作坊及生活用的灶及住房等一大批遗迹。其中宋代作坊营建精致，为一般民间窑场难以企及。像这样完整显现的系统反映制瓷过程各个工序的遗迹，在以往的陶瓷考古工作中是极罕见的。
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瓷器和窑具。这些瓷器品种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瓷器中不仅有高质量的生活用具，还有许多器型很大，造型仿青铜器的用于宫廷祭典的礼器，特别是在造型和制作工艺上明显与北宋时期的汝官窑有承继关系。以上特征无不与历史文献的有关记载相吻合。
根据考古发掘地层叠压关系，老虎洞的遗存可分为南宋时期、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三个时期。其中南宋时期的遗存是修内司官窑，而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的主要遗存仍为与官窑瓷器面貌很相似的产品，表明元代时老虎洞窑址继续生产仿官窑的器物，这一情况是以前所不清楚的，为官窑瓷器的鉴赏提供了依据。尤其重要的是在元代后期的地层中出土了带有八思巴文铭记的窑具，为这一时期文化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元代晚期的遗存中有一类器物与传世哥窑十分相似，经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进行科学测定，表明其化学成份和显微结构与传世哥窑相同，这使陶瓷史上的另一大悬案——传世哥窑的产地问题，也因此获得了极大的进展。
十.浙江杭州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
是杭州乃至全国首次发现的保存完好的南宋时期古代园林，遗址保存之好，为历年宋代园林考古所未见，为研究南宋时期的园林布局和营造法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2001年5—9月，浙江省杭州市文物考古所为配合四宜路旧城改造工程，对吴庄基建工地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历时120天，发掘面积约1800平方米。发现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主体建筑一处，包括正房、后房、庭院、东西两庑和夹道遗迹。
此次考古发现的南宋建筑遗迹的位置和《咸淳临安志》所附南宋皇城图、京城图上恭圣仁烈皇后宅的位置相符。从出土遗迹的规模和出土遗物的质量，也可以确定这组遗迹应是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的一部分。据《宋史·后妃列传》载：“恭圣仁烈皇后1162—1233少以姿容选入宫，忘其姓氏，或云会稽人。庆元元年三月，封平乐郡夫人，三年四月进封婕妤。有杨次山者亦会稽人，后自谓其兄也，遂姓杨氏……庆元六年1200进贵妃”。因“贵妃颇涉书史，知古今，性复机警”，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被立为皇后。宋理宗即位后，杨皇后被尊为皇太后，同时听政，次年撤帘归政于理宗。卒谥恭圣仁烈。其兄杨次山被封为郡王。恭圣仁烈皇后不仅治国安邦有政治主见，而且颇具文学才能，明毛晋辑《二家宫词》收录杨皇后宫词50首，“后院深沉景物幽，奇花名竹弄春柔，翠华经岁无游幸，多少亭台废不修”，就是她的代表作。
此处南宋时期的建筑，房屋台基和地面基础都经过夯筑，台基周围均有砖砌护墙，地面全部用砖铺成。尤其是庭院中的方池和有完善排水设施的夹道，制作均非常考究。房屋开间和庭院中的假山，规模十分宏大，为普通古代园林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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