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先生(左)为于仁秋先生(右)长篇小说《请客》撰序《恒常的日常》，称“《请客》是一部很耐看的小说”，“有趣，又有历史感，是一部与众不同的小说”。

    朱小如(以下简称“朱”)：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你的长篇小说《请客》，我读了感觉和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留学生文学”不太一样，倒是和钱钟书的《围城》更接近。尽管，你写的时代社会背景不同于《围城》，多了点中西文化的冲撞，但在我看来《请客》似乎并没有突出中西文化的强烈冲撞，相反是表现了中西文化融合过程中极细微的暂时性矛盾。所以，你的这部长篇不仅仅是小说立意和艺术表达上和《围城》相像，更是艺术气息上的相像。不知是你有意为之还是受了《围城》无意识的影响？当然，我并不想集中在《围城》那部老书上作文章，我感兴趣的是“中西文化的强烈冲撞”和“中西文化融合”问题。以你在国外多年的生活经验，是“冲撞”大于“融合”吗？

    于仁秋(以下简称“于”):你这个问题，不免使我有点紧张。钱钟书先生是举世闻名的学者、文学家，是我最佩服的前辈学人之一。你读了我的《请客》，居然联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说实在的，我很吃惊，当然我也很高兴。我读《围城》，谈《围城》，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初到美国，向台湾同学推荐《围城》，他们读了之后大为倾倒，我和他们聊得很起劲。后来读博士、到大学教书，越来越忙，就再也没有读过《围城》了，虽然我读过夏志清教授在《现代小说史》中对《围城》的评价讨论，在一九八七年的一次关于“留学生文学”座谈中我也简单地谈到过《围城》。可是，这十几年来，我倒是经常翻看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七缀集》和《谈艺录》，越读越喜欢……我读钱钟书先生的书，我对钱钟书先生著作的理解，是极为个人化的。我在写作《请客》的过程中，完全没有想到《围城》。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确实是在尘世的困厄中自觉地寻求钱钟书先生其他著作文字的精神滋润。

关于中西文化“冲撞”和“融合”的问题，让我先说明一下，我在写《请客》的过程中，处于一种朦胧而兴奋的状态，我有要把这些人物和故事写出来的强烈冲动，但我并没有要表达某种思想、意思、想法的具体目的和计划。

    现在你问我这个问题，我回想，在我写作的过程中，如果我潜意识中对中西文化有所思考，我想的不是“冲撞”和“融合”，而是“理解”，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是人对自身的理解，是人对过去和现在的理解。古今中外，“理解”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需要艺术来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地呈现它。

    以我在国外生活多年的经验，中西文化之间，“理解”最难，“冲撞”和“融合”则有很多表现形式，很难一概而论。有时候，表面上是强烈冲撞，其实是已经融合了才有的冲撞。而在美国这种推崇敢做敢为、力求上进的心态和行为(aggressiveness)的文化中，“冲撞”是常态，不经强烈冲撞，很难说就能融入美国社会。对那些已经在美国社会扎根住下来的中国人来说，“冲撞”的过程或长或短，力度或强或弱，“融入”的程度或深或浅，或是主动选择或是身不由己，很难说是“冲撞”大于“融合”，也不要相信“融合”之后就没有“冲撞”了。在这样的过程中如何保持或失去自我，则是这群人的人生经验中的独特之处，很有意思，值得观察玩味，值得写。

    朱:你这么一说，使我想到了最初的留学生文学和你现在这部《请客》的不同点，即留学生文学写的是未经“融合”的“冲撞”，而你写的则是“融合”后的“冲撞”。你说“理解”最难，我完全同意，理解的前提是了解，了解了才能充分理解。

    于:中西文化之间，“理解”很难，但“理解”应该是可能的。我在美国大学教书，目的是帮助美国学生理解中国、理解和分析中美关系史中的种种复杂问题。我从十多年的教学经验中，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举例来说，从一九九五年到二零零二年，我在我开的“现代中国史”课上，期末考试时都给学生出一个试题，请他们讨论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并回答“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否不可逆转？”大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学生都会回答，中国很有可能退回到七十年代末之前的制度。我读这样的试卷读了很多年，心下明白，美国社会中冷战思维方式根深蒂固，好的一面是自尊自信，不好的一面是自以为是，很难对中国和其它国家、文化有深入的、同情的理解，我教一学期的课，怎能改变一种长期形成的惯性？

    但我并不完全悲观绝望。去年，有一位学生修了我的课之后给我发来一电邮，说她感谢我的教学方式，帮助她理解中国这几年的巨大变化是中国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不是由于美国的慷慨相赐。她说:“我想到自己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这样提问题、想问题，感到非常不安(disturbed)。”我读她的诚恳言辞，颇为欣慰。一个人要想对事物有所理解，首先要对自己的无知和预设立场感到不安，才有可能进行虚心的探讨。

    就我观察所及，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有这种不安了，他们有理解中国的欲望，也在做认真的努力，我同时也知道，很难。

    同一家庭长大的同胞兄弟姐妹，不一定彼此理解；同一文化中生活的人，不一定彼此理解；差异巨大的不同文化之间，肯定不容易彼此理解。常常，“强烈冲撞”之后，依然没有彼此理解。

 “理解”如此之难，值得我们认真努力去理解。

    朱:文学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理解力，你的《请客》也是如此。你把这部小说放到国内出版，是出于何种考虑？从你小说中的一些细节，比如政治笑话、一些“段子”看来，你对国内的现实生活并不隔膜，那么你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读者有什么期待？夏志清的序和唐翼明的评论文章，我也读了。你小说中的优点和缺点夏老先生说的很准确，你自己以为呢？

    于:我将《请客》放到国内出版，最主要的，是想和国内的读者分享我对我的母语的热爱，分享母语给予我的快乐。

    我在美国生活、工作已超过四分之一世纪，工作时间全用英语，日常生活中也多用英语。我在忙碌不堪的生活中抽出一段时间用中文写《请客》，实在是因为我热爱我的母语。我的母语是我许多快乐的源泉，也是我自尊自信的根基之一。

    我常常觉得，英语主要是我的专业、理性语言(professional and  intellectual  language)，而中文则主要是我的情感语言(emotional  language)。我用中文表达情感深处的东西，觉得那样自然舒畅、那样欢愉，所以，当我有小说创作冲动时，自然而然就会用自己的母语来写作。《请客》是我欢愉的表现，也是我信心的体现，它能在国内出版，我非常高兴。

    说到对读者的期待，我所期待于读者的——国内的或国外的，是理解，是有所理解之后的会心一笑。

    这是一个大家都忙碌不堪的时代，我也身在其中。我忙里偷闲写《请客》，自然是想用小说来表达我对当代美国华人社会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如果能够引起读者共鸣，我当然会非常高兴。

    我在《请客》里所写的，是一些具体的虚构人物和他们在海外的特殊人生经历及体验，但我觉得国内的读者不会觉得陌生。《请客》有好几重历史文化背景，其中一重是，一些中国人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来美国求学、谋生，最终在美国定居生活下来，可是他们慢慢发现，在他们短短的生命中，中国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各种人改变自己的命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各种机会。中国的这种巨大变化，对来自大陆的这群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对未来的选择，以及他们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有间接和直接的影响。我用讲故事的办法，呈现我所观察到的这一巨大历史变化对普通人物的影响，在表现方法上注重具体人物在做个人选择时“得”“失”之间的权衡。中国这些年变化这么大，不知有多少人浮沉于剧烈变动的年代中，在“得”“失”之间做过多少次痛苦的权衡和选择。像《请客》里吴国忠、周强、赵玉敏那样为维护个人尊严底线而拒绝妥协、宁愿有所牺牲的故事，我猜想在中国也应该不少。

     一个中国人到美国这样一个异质文化中生活，在文化融入的过程中常常备受熬煎；一个中国人在当下剧烈变动的中国生活，其实也经历着新旧之间、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间强烈冲撞的熬煎。我曾身受熬煎，我见过、听过无数熬煎的故事，我对熬煎有所思，我希望和《请客》的读者分享这有所思的乐趣。

    夏志清老师研究中国文学超过半个世纪，是中国古典小说、现代小说的权威，我这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所写小说的优缺点，自然难逃他老人家的法眼。是的，他对《请客》的评判准确得很。我对朋友说过，夏老师说他喜欢《请客》，我已十分高兴了；后来他花功夫给《请客》写序，我更是感激不尽。

    朱:作为一个历史学者，你对生活的思考，对世界的认识，不用你熟悉的理论著述来表达，而是用小说艺术这样的形象思维的感性方式来表达，是你想有意避免用逻辑思维来对你和世人的过去和未来的人生作简单的评定吗？

    于:是的，是这样。

    生命和人生是神奇的，生命和人生的神奇，不管以什么方式进行探讨，都是不可穷尽的。在现代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只能从事一种专业，这是莫可奈何之事，但如果能在自己的本行专业以外也探讨追寻生命的神奇，则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是专业的历史学者，我热爱我的专业。我坚信，历史是人们认识过去以了解现在的有效途径，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历史专业的局限性。再精彩绝伦的历史著作，也代替不了小说、诗歌对生活的艺术呈现。当然，小说、诗歌的艺术呈现也代替不了综合性、穿透性的历史叙述和分析。我读陈寅恪先生的著作，一再佩服他的远见卓识、他的高度概括能力，他那种透视式的历史剖析；我读曹雪芹、鲁迅，则惊叹他们将日常人生寸寸写活的高超技艺。

    写《请客》时，我是有意避免逻辑思维。我很明确，我是在写小说，在讲故事，在虚构人物和故事，我要做好艺术呈现这件事。艺术地呈现不可穷尽的生命和人生的神奇，我以为，诗歌、小说(还有戏剧、电影等)有一种潜在的功能，有可能把生命和人生中许多“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体验呈现出来。

    我想，所有对生命和人生的神奇进行探讨的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也好，进行艺术创作的也好，使用逻辑思维也好，使用形象思维也好，都知道生命和人生神奇的无限可能性、复杂性和多重矛盾性。而在表达方式上，学术著作往往着重清晰的“言传”，于是纷繁矛盾的人生现象被抽象概括成明白的文字。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则可以有一种特殊的“言传”，在言已尽、话已讲完的时候，让读者产生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意会、回味人生的无限可能性、复杂性和多重矛盾性。我向往这种境界；我知道，对我来说，这种境界可望不可即，但我在读古今中外名著时，感觉得到这种境界是存在的，是值得向往和追求的。

    说起人生的复杂性和多重矛盾性，我不禁想起前几年去世的著名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故事。

    首先要说明的是，我敬重黄仁宇先生的学术成就，和他的正直刚强、诚实忠厚的人品，我讲他的故事，是因为此时我想到，他的学术追求与人生遭遇恰好可以用来说明人生的复杂性和多重矛盾性。

 众所周知，黄仁宇先生提倡“大历史”的眼光。他在自传《黄河青山》中说，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最大的野心，是要像经济学家进行整体经济分析那样，对中国历史进行类似的(抽象)综述。在这方面，他成功了——现在大家都知道，黄仁宇先生的主要历史观点是，中国历代历朝的共同根本问题是“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而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资本管理和运作方式，要“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

    人生的复杂性和多重矛盾性在黄仁宇先生的人生遭遇中的戏剧性表现是，恰恰是在对社会、经济和对人进行“数目字管理”最为成功的美国，黄先生在已接近退休的五十八岁，被他当时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校以他班上的学生“人数太少”为由，解雇了。黄先生曾在文章中详细描绘他和他太太当时的窘态，令人动容。黄先生被解雇，不是因为他不是好老师，恰恰相反，他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老师。我就曾亲耳听黄先生教过的一位学生说，他比其他教授都要教得好。黄先生被解雇，主要是因为他班上学生的“数字”达不到教育官僚所定的最低标准。

    黄仁宇先生了不起的地方，是他在遭遇此打击后，执着地继续他的学术追求，竟如老蚌生珠般写出好几本著作，在中文世界里大受欢迎。我读黄先生著作，敬重他对自己的学术信念毫不动摇的学者风范(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也敬佩他是个内心无比刚强的男子汉；但我读他写自己被解雇的诚实文字，不禁揣思，难道黄先生在自己竟因“数目字”不够而被解雇的时候，心中没有一抹苍凉吗？他会不会想到，当中国能够成功地进行数目字管理时，也许会有人像他一样，不是因为个人品质和专业能力，而是因为“数目字”而失去工作陷入困境；如果他会这样想的话，他心中会不会升起又一层苍凉？

    我读黄先生的历史著作和回忆录，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我觉得，或许文学想象力能够帮助我们稍微接近黄先生的内心世界，也使我们从他的故事中，又一次领略人生的复杂性和多重矛盾性。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