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小说写出气质来

    记者：你是北流市《漆》诗群中重要的一员，早期你发表的《鱼为什么会飞》《才子的尽头》《中途转车》《饿死西安》等诗作都具有先锋性，而且诗的语言直白，甚至运用了上世纪90年代与王家新、西川等诗人为代表的白描、叙事性的手法，但平淡中蕴含深刻，漠然中浸染冷酷，这似乎与你本人的性格极不相称，为什么有这种风格？对你小说的创作有何影响？

    朱山坡：我以前是写诗的。诗歌的价值取向影响了后来的小说创作，至少它鼓励我在精神上保持一种先锋的姿态，在语言上追求准确、简练和诗意。我还想把小说写出气质来。小说的气质比风格更让人着迷。我认为小说的气质跟作家的气质没有绝对的关系。在写小说的时候，我认为世界本质上是冷酷的，特别是表现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冷酷是常态，这是我们为什么看到的到处都是你死我活、麻木不仁的嘴脸的原因！我是持着怀疑和质问的态度来看待世界的，现实的矛盾激起我内心的冲突，我无法与尖锐的现实达成妥协与和谐，因此无法在自己的小说中撒下鲜花或涂上面膜。写冷酷只想唤起人们对温暖的怀念和渴望。

关注精神层面的困境

    记者：农村题材的作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始终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村一直是文学创作的基本母题。在５月２２日于江苏江阴市华西村召开的“全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上，向作家们提出了“以新的视角关注农村社会，注重作品的思想性，表现独特地域的风土人情、语言文化”的新时期农村题材创作要求。我通过阅读你的作品得知，你一直在描述和思考你的文学领地——“高州”这个充满乡村原生态的米庄发生的人性与尊严、生存与挣扎，你把它视为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苏童的香椿树街、福克纳的约克纳塔帕法县和马尔克斯的马贡多，但是在你的这些作品中，似乎仍逃脱不了广西作家“关注底层，透视苦难”的创作理想，你作为一个作家是如何看待农村苦难的？有人看了你的《我的叔叔于力》和《两个棺材匠》后认为你“已经站在了时代宏大叙事的起点”，你是怎样理解这个评价的？

    朱山坡：每一个作家心里都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每一个作家都希望在自己的地里种出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我的家乡就在粤桂交界处，离高州很近。米庄是一个虚构的村庄，但有我家乡的影子。高州与米庄承载了我的思考，是我小说的舞台。在我的记忆中，苦难与我们形影不离，它时时敲打着我的骨头，似乎要告诉我什么，提醒什么。关注“苦难”是作家的良知。现在农村早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部分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与过去相比，当下的乡村蕴藏着更繁杂的信息和元素。但是“苦难”是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它贯穿于人类发展的全过程。我关注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困境，这里边给我们的创作和思考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它向我们展示了丰富的生活、复杂的人性和底层的宽广，并提供了宏大的叙事背景。

    记者：文学评论家张颐武最近在《文学自由谈》杂志发表评论说：“某些作者仅仅将‘底层’的‘苦’加以反复渲染，对贫困问题进行了非常简单的表现，似乎贫困仅仅是社会变化的结果，中国近年的高速发展，除了给‘底层’带来苦难的结果之外就一无所有。这些想象似乎除了将‘底层’构成一个关怀和同情的对象外，也就别无意义了。”你在创作谈中说：“关注农民精神状态，要比关注他们的生存状态重要得多。”请问关注农民精神状态的意义何在？

    朱山坡：当下农民的物质生活正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精神需求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但我们仍过多停留在对农民的生存状态的关注上，这是很表层的关注。底层的“苦”未必就是物质上的贫困，物质的贫困往往不能将农民逼向绝境，精神上的绝望才更加使人震撼和警醒。有责任感的作家，应该为他们寻找精神上的出口，这比带领他们脱贫致富重要得多。建设和谐社会，必须解决农民精神上的“和谐”。

荒诞更接近内心的真实

    记者：在已颁发的６届“茅盾文学奖”中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和《骚动之秋》以及去年颁发的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的《玉米》《松鸦为什么鸣叫》《好大一对羊》和《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等都是农村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语言朴实、思想散发着泥土的芳香，我读了你的《山东马》《空中的眼睛》《米河水面挂灯笼》等小说后，感觉除了弥漫着“林白式”的岭南地域中特有的巫气及潮湿霉变的气息以外，还有一种压抑、病态甚至梦魇般扭曲的、神经质的、精神病的世界，这就是你看到或理解的农村？

    朱山坡：在文学上，岭南比起中原、江南、西北等地域，它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挖掘和展示。林白作出了很成功的尝试，但她走的是她自己的路子，是不可能重复的。我总是努力在小说里营造一种具有岭南特色（说到底是有自己特色）的叙事氛围，释放一些信息，使人产生一种陌生感和怪异感，这也是我追求的小说气质的一部分。将正常的世界扭曲给人看，实际上是一种荒诞。有些东西在扭曲、变形的情况下往往比正常状态下看得更清楚、透彻，更逼迫真实，也更有力量。我赞同东西老师所说的“小说只有荒诞一条路可走”的说法。人本身就是荒诞的，其实我们生活在荒诞里。我呈现的是一个荒诞的乡村。荒诞更接近我内心的真实。

作家要对当下发言

    记者：不管是《我的叔叔于力》中的于力、《两个棺材匠》中的沈阳、《中国银行》中的冯雪花，还是《米河水面挂灯笼》中的阙大胖，在这些人物形象身上体现了丰富性、生动性，并寄予了无限的同情，但这些底层人物的命运仍然摆脱不了物欲控制、愚昧无知、身心残缺而带来的苦痛，似乎少了一些新时代的新情感、新思想和新因素，似乎没有提出对当下农村现实和农村发展路向的新思考和深切的置疑，你是如何认识的？

    朱山坡：我理解你的意思是，作家要走在时代的前头，要对当下发言。我赞同。作家确实需要有“发言”的能力。但我们看到有太多的“发言”是无效的、苍白的，作家也并没有因为“发言”而走到了前头。问题可能出在思想上。思想的深度决定作品的高度。我想，增强小说的思想性是我的努力方向，这是与一般作家拉开差距的惟一途径。

从不同视角观察新乡土

    记者：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吴秉杰认为，作家要进一步表现农村变化，首先要夯实生活的基础。现在的作家基本上已经城市化了，用城里人的眼光观察农村与农民，对于农村生活状况的了解和体验越来越少。你真正从事小说创作也就是近两年的事，也就是说是在你到玉林市政府做了公务员之后才开始小说创作的，你的中篇小说《感谢何其大》是在《江南》杂志上的《乡土中国》栏目中推出的，你认为当下中国的乡土小说特点是什么？

    朱山坡：乡土小说当然是写乡土的，特点很多，有新的呈现和发展，但关注农村和农民命运的主题没有变。当下的农村跟过去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而且还在发生更大的变化，但本质和“根”都没有变，也不会变。我在农村长大，长期在基层工作，对农村有刻骨铭心的感受和独特的体验，它为我的创作提供了厚实的积淀，但我对农村新出现的现象还是密切关注的，有些东西超出了我的想象，引发我的深思。我从不同视角观察新乡土，试图有自己的发现。

    记者：作家叶广苓挂职西安周至县县委副书记６个年头，６年内，她走遍了县里的每一个林场，写出了《老虎大福》《狗熊淑娟》；作家关仁山在冀东平原挂职，深入生活，从副村长做到副县长，创作出《高山厚土》《感天动地》等作品，你认为是这种“三贴近”的方式能更好地写出农村和农民的真实，还是以一种远离土地的眼光旁观俯视，才能更好地看到新农村建设中农业与国际接轨后建设现代农业过程中尖锐的矛盾？

    朱山坡：作家既要有底层经验，更要有底层关怀。像叶、关这样深入基层的作家还有当下走红的陈应松、刘庆邦等，他们写神农架、煤矿也写出了真实。我敬佩这样的作家。但作家保持“下生活”的传统，不能光凭到基层走走，关键还是要靠道德自觉，靠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如果没有这些，不可能触及到底层“新的现实”和“深的现实”。我是以一种躲在暗处悄悄观察的方式来接近真实的，因为这种方式使我与生活拉开一定的距离，能给我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思考余地，有利于用荒诞的手法表现真实。   (南宁日报社记者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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