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十月中旬，本人参加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理论批评奖的终评，一个星期集中看了初评入围的二十多部论著，也拿到一份各地推荐的理论批评论著的原始目录，对近三年来文学理论和批评的情况，大致有了个印象，再对照评选结果，觉得这次评奖，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倾向于那些关注当下文学运动的论著，对长线的注重学术积累的论著，只好多有割爱。

这显然是为了倡导、激励评论家们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进行及时的跟踪式研究和批评。并不等于说，我们的文学批评在关注当下、介入创作方面已经令人满意了。相反，密切关注当下，推动文学创作的繁荣，仍然是理论家批评家们一个必须经常强调的课题。如果知道评奖结果是运用一种极不平衡的具有明显倾向性的评选标准的产物，是在排除大量具有深厚学术积累的论著的前提下，将有限几篇（部）相对比较出色的批评论著披沙拣金般地筛选出来，理论批评同行们就应该承认自己做得还很不够。

这次申报机制确也成为议论的话题。有人说，由各地作协和报刊出版系统推荐，没把高校拉进来，这种办法很不理想。但也有的看法恰恰相反：各地作协和报刊、出版单位的理论批评资源已经包括了——甚至主要就依赖——高校中文系以及其他相关系科；经过作协和报刊出版这一层的遴选，高校理论批评资源与当下文学创作的相关部分倒是被有效地凸现出来，如果不经过这一关，直接由高校自行推荐，那么整个推荐篇目的底盘势必会庞大到目前的评委力量无法承受的地步，也势必会偏向于和当下文学创作比较疏远的长线的学术论著那一方面。何况评委中来自高校的也不少，他们还可以在初评入围的作品之外，以一人提议三人附议半数评委通过的形式另外推荐新作品，因此所谓遗珠之憾，应该不会很大。

以上虽然是题外话，却从另一面说明，若要为批评的不振辩护，理由将比较微弱。

其次，这届评奖特别鼓励个性化的批评和研究。这不仅包括介入文学的角度和评价文学的价值参照的独特，也包括批评文体的个性化。理论批评的文体应该多种多样，应该生动活泼，与文学创作共生，和创作一样散发出浓郁的生命气息。评论家敏锐地把握文学发展的脉动，积极介入文学发展，不是高高在上，在隔膜状态品头论足，这样，他的批评文体必然趋向个性化。话虽这么说，事实上自有现代批评以来，真正有个性的批评文体并不多见，流行的还是那种一呼百应、人云亦云、千篇一律的板结状态的缺乏个性的滥调文章。可以说，文体的个性化是批评家的全人敢于站出来的标志，也是批评建立诚信、走向成熟的保障。李敬泽《见证一千零一夜》虽然是给《南方周末》撰写的专栏文章的结集，但作者从丰富而切近的编辑与阅读经验出发，有意识地抗御强势媒体流俗化、艳俗化、平面化的规约，不仅在批评理念和文学精神上独创一格，也始终有意识地惨淡经营他的文体，显示了强烈的个性。这部书得票最高，多少反映了评委们对批评文体个性化的期待。有人甚至戏称之为“敬泽体”，这或许还为时过早，但批评界果真再多一些冠以批评家姓名的“某某体”，岂不妙哉？

无论是陈晓明的《无边的挑战》，还是雷达的《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都说明大家正在期待文学批评的大视界。

“当代文学”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也走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旅程。评说这一历史阶段的文学，越来越需要既有历史深度又能对未来有所展望的宏观研究，而不能满足于流于浮面、片段和碎片化的把握。其实这也是世界文学研究与批评的通例。每当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不一定非要经过某一固定时间跨度的积累），读者就自然期待批评家们进行整体的和概观的阐释。整体的概观性批评的出现，不仅显示批评的功力和气势，也是文学自身达到一定成熟度的表征。

《无边的挑战》是陈晓明在二十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对当时“中国先锋文学”进行同步研究的系列论文，渊博而不失锐气，新颖而不失持重，深刻灵敏而又不回避琐碎繁重的材料梳理。陈晓明对先锋文学的许多开创性说法，尤其是他从先锋文学的研究出发，对整个中国文学从新时期到新时期以后一些关键性转折点的分析，今天读来，仍觉可贵——尽管很不幸，先锋文学作为一种运动，并没有和陈晓明的先锋文学研究一样历久常新，不过这似乎也从另一方面衬托出那种认为批评只是创作的附庸的传统说法是多么狭隘。《无边的挑战》属于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界少有的收获之一。

最近几年，无可否认批评经过一段不太成功的迟疑、调整、适应之后，出现了明显的疲敝、倦怠、松弛甚至衰歇的征兆。有些文章，单从口气上看，好像就已经无可无不可，“没感觉”了。一直在评坛辛苦支撑的资深批评家雷达，意外地从中央发力，贡献了一篇概观性的佳作。并且他并非论功摆好，而是一上来就抓住问题不肯放手。不管他所论“症候”是否准确，也不管他的“症候分析”是否到位，这种直面问题毫不宽假的态度，在浑浑噩噩不知所云的一片暮气中，实属难得。不过，挺枪跃马、昂然出阵的，竟是老将黄忠，这对含毫濡墨之际顾虑深重、一味持平的青年，不能不是一个刺激。

在文学批评需要重整旗鼓的现在，对一些重要作家进行深入研究，也显得特别重要。如果因为注重宏大问题的研究而忽略对作家的个案探讨，批评就会流于空泛。这次选中洪治纲评论贾平凹的长文《困顿中的挣扎》，就是为了鼓励批评家放下顾忌，甚至也暂时放下这么多年以来所积累的耸听之危言，动听之美词，与作家展开真诚对话。如果一味从面上宏观地去把握文学，而避免对尤其是个别重要作家做直接爽快的评骘，必然会“见林不见树”，也必然会从根本上放弃批评之所以为批评的职责。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作家组成，如果缺乏具体的、有深度的作家个案的研究，仓促之间推出的各种命名，各种“说法”，都会据地全失，沦为笑谈。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作家论”，或者略加改装的现代或后现代的“作家论”，或许是保证创作与批评良性互动的基础。当然，“作家论”的工作量很大，要求批评家要长久地跟踪某个作家的创作历程，反复地玩味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水到渠成，厚积薄发，“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样的“作家论”，某种程度上也是可遇而不可求，作家邀约，主编点将，急就章成，就不是那回事了。现在很多以“作家论”为名的批评，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论”。我个人非常希望通过这次评奖，推动“作家论”的写作，打好文学批评的基础。而且我也很高兴地看到，在此前后，已经有不少杂志行动起来，为“作家论”留出了越来越多的版面。当然，这也还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作家论的风气起来了，如果内容上仍然无非“当代作家审判”或“当代作家表扬”，那也照样无济于事。前者简单蛮横，堵塞言路，自愚而愚人，后者一个劲地歌功颂德，树碑立传，其实是给已然昏迷的作家大灌迷魂汤，无异于操刀进毒，促其速亡。这些自然都还算不上真正的“作家论”。

我们说，评论家要真诚，要有勇气，作家也需要有雅量。和谐的文学环境不是以取消批评为条件。恰恰相反，只有诚恳、认真乃至热烈的批评，才能创造文坛的和谐。漫无边际的说辞、停留在表现的印象、不敢说真话，都只能导致批评的枯萎，最终反而有损于文学环境的和谐。和谐不是让人们战战兢兢、抖抖嗦嗦、唯唯诺诺，而是要有真诚大方、坦率无伪的交流。这才是文学的希望所在。

这次还选中了欧阳友权的《数字化语境中的文艺学》。不能说这本书已经多么圆满，而是因为作者近年来持之以恒地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在少数同类著作中尚属翘楚。对网络虚拟世界和后现代媒体的研究，在我们这里是后发的，应该具有更大的理论拓展空间。这本书虽然也有它的某些遗憾，但仍然选中它，无非是希望评论家们能够大胆介入和把握新的时代出现的新的问题。■

2007年11月20日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来源：《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