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与叙事精神的构建

—— 浅谈《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

■ 刘绍卫

随着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更新文学史方法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新世纪文学”等口号的提出和学院批评的崛起，当代文学研究逐渐开始向纵深发展，并且初具学科规模，不仅文学的整体性研究得到重视和挖掘，使当代文学的精神地图日渐清晰，而且地域文学研究日趋活跃，各省区文学史的研究著作不断推出，当代文学研究的宽度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众多的探索中，李建平、黄伟林等著的《文学桂军论——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个重要作家群的崛起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10月)，以非凡的学术勇气，从文学本体出发，立足于自我体验，以其独特的姿态和厚重的内容，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活跃于文坛的一批广西作家即所谓的“文学桂军”的宏观本质和具象文本做了富有深度的阐释和发掘，突破了文学史写作的传统模式，呈现出当代地域文学研究的新景观。

《文学桂军论》引人注目的学术亮点，是延续了《广西文学50年》对地域文学研究范式的深度开掘，作者一改旧有的研究范式，整合文学史、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的思维方法和理论智慧，在宏阔的文化视野下，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理论、后殖民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人类学等当代文化理论成果，力求在“边缘”中发现“中心”，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窥探文化创造激情，为地域文学创作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先进的文艺理论原质和敏锐的学术思维。作者不仅考察了“文学桂军”的生存背景，并对“经济欠发达”、“文化多元并存”与“广西三剑客”、签约作家、“后三剑客”、文艺评论活跃等文学现象进行深度解读，使文学桂军的生成和历史在场性得到充分地呈现。如解读东西的南方特质的小说语言时，以“文化权”或“话语权”为视角切入点，拨开荒草一样的语言，展现“非常态”人物的语言的幽迷世界，完成了“文化上弱势群体或话语弱势群体”对自然、社会的心灵体验，从而对东西的现实主义特质人性关怀作出全面把握。在对鬼子小说的阐释时，通过与余华、方方“苦难与暴力的双重叙事”与“河北三驾马车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比较，展现了其小说的鲜活的现实色彩和直抵人心的力量，进而以历史意识、叙事策略等学术层面拓展开来，显示了其思想触角的深度和力度。在对李冯“经典戏仿小说”的“后现代”语汇进行描述时，展现了其“另一种声音”，揭示了不同于世俗的内心的激情，从而充分展示了其艺术才华，也充分体现了文学文本的美学价值。这种全新的研究范式，集思想性与艺术性、共性与个性、文学自然灵性与思维知性于一体，站在文学人类学的思维高度，综合考察、探讨了当代广西文学如何融入中国文学主流的心灵地图，进而对文学桂军的文化魅力、艺术样式、先锋格调、生命姿态等话题进行了深入地展开。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倾力从文学文本属性出发，在深入探讨其南方文化特质、地域色彩、时代精神时，突破狭隘的地域视角，不是简单地与地方的场景与风俗相印证，而是在一种更宏大的背景下，在一种交错的传统与现代、民间与意识形态等关系的考察中，展现了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学的崛起与地域文化、个人心志的关系，深入到地域文化传承，文学发展的体制、机制的建立对于广西当代文学的意义，展示了民族文化语汇、主流意识形态、评论、消费文化、文化产业等与当代广西文学的互动关系。通过一系列的深入探讨和研究，为当代地域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开创了新的思维空间、新的学术理念和新的审美视觉。

《文学桂军论》还致力于地域文学叙事美学的构建，使地域文学不仅具有空间地理意义，也营构了其精神气质，使其成为一个结构性而且更富包容性的概念。本书充溢一种宏大叙事激情和诗意的学术冲动，力图突破地域文化与文学双向封闭互证的思维模式，把文学桂军的文化资源和身份定位不仅限于空间地域范围，而是把“地理空间、精神空间和历史维度结合起来”。作者把地域文学构成看成一个开放型的整体，把文学桂军看成特定时空范围下形成的中国当代文学区域作家群概念，它的发展运动不是一个封闭性的自我完善过程，而是始终处于世界/区域、中心/边缘、现代性/民俗等的不断交流之中，其作家的构成有鬼子、东西等民族作家，林白、李冯、喜宏等“北漂”一族，也有聂震宁、杨克等外调工作的“逃离”等，显示文学桂军生命姿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本书虽然强调文学桂军的“身份”意识，但并不把地域文化的精神内涵与价值观作为阐释的本体性理念，而是把文学桂军的考察放在与地域文化、主流意识形态、影视文化、消费大众文化等相互交汇背景中进行梳理，既有以南方学者对文本特有的敏感，表现出极强的审美感受力和洞察力，又有对整体宏观把握的理性力量，以“整体眼光”与“跨文化的比较”的艺术叙事策略，“进入到整个社会文化大系统中，对文学桂军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进行了深切的艺术体察与深刻的理论阐发。如在论及广西的文化版图时，提取了桂林山水文化、北部湾海洋文化、以红水河为辐射中心的少数民族文化来说明广西文化多元并存的格局，行文略带感性但却让人印象深刻，表现出学院式和才子式批评相结合的态势。本书在各类文学体裁的个案研究中，涉及的作家较多，分析的作品较多，展现了作者对文学桂军文学现象的长期跟踪阅读积累和学理思考，如李建平在1995年就出版了《理性的艺术》，对梅帅元、凡一平、喜宏等人的小说进行了关注，并提出：“时代精神充盈与否，永远是大作家大作品应追求具备的最重要的品格，舍此方向的追求，永远只能步人后尘。”①2005年，漓江出版社出版了由李建平主笔的《广西文学50年》，作为第一部整体研究当代广西文学发展历史的专著，力图打破“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界线”，为当代广西文学提供一个全景式的读本，显示了其“放在整个社会来看”的“大文学眼光”。自1986年到2005年，黄伟林撰写了大量广西作家的评论文章，发表在《南方文坛》、《小说评论》、《文学自由谈》、《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文艺报》等重要刊物上，对广西新时期作家作品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评论，不仅对文学桂军崛起作了整体解读，而且把广西文学放置于中国文学格局进行思考，指出广西文学不能过分依靠地方知识，而应强化“心灵对知识经验的咀嚼、反思”，增加哲思的超越。显而易见，李建平、黄伟林等对广西文学的长期的审美体悟实践，对本书的叙事格调和美学志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本书既有宏观的理论视野，也有精细的审美积累；既有理性芬芳，也有诗性灵动，营构了本书史论兼容、纵深有度、微观细读和宏观把握相结合的叙事精神，力图勾勒出意识形态力叙事欲望和生存世相的真实图景，化解主客二分、心物对立的认知构架，体现出综融会通的叙事境界，体现出南方学者特有的文化特质和审美把握能力，使读者在一种独特的境界中，一种诗性激情和理性的芬芳中，作一番浏览，一次游历，有别样的风致。

《文学桂军论》作为2004年社科基金项目的一次拓展，无疑具有很强的实用研究的痕迹。这与李建平前些年呼吁的“时代精神”和近年来的从学理探讨逐渐转向文化产业的应用对策有相当大的关联，因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战略家，而是一个文化战略的思想者，他不仅善于在文学的后面寻找文化的背景，而且同样乐于跳出单纯文化的价值系统，去探究文化与经济的内在关联，对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作出富于时代精神的理论阐释”。就文学桂军崛起的文化背景而言，与广西丰富的地域文化语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与中国主流文化的转型相呼应，文学桂军崛起“来之于朝气蓬勃的改革时代，来之于鲜花烂漫的八桂大地”，基本上与市场经济确立相伴而行，近年来文学桂军与商业、大众审美文化穿行构成了文学桂军的真实生命姿态，纷纷进军影视演艺领地，并出现参与《英雄》等大制作和《印象·刘三姐》等大策划的成功案例，显示出文学桂军融于世俗的精神。《文学桂军论》不仅对文学桂军的世俗情怀作了理论的阐释，而且把这种生命张力归结为“走出大山的意念”、“埋头苦干的毅力”、“文学力量的汇聚”，进而以广西文学生产激励机制、创作环境、文化产业化作为文学桂军发展经验，从这个角度而言，《文学桂军论》是一面双重性的镜子，既能照出地域文化境域中的作家的创作心路，也能反映文学桂军从边沿走向前沿，融入中国主流过程中文化交汇、生存策略、生命姿态的真实情状，并表明了作者的基本立场，“走出‘象牙塔’，反映时代潮，这应是新世纪文学的基本姿态”。

①李建平：《理性的艺术》，第181页，南宁：接力出版社，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