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国村民自治震惊世界
中国村民自治之所以引起我们注意，是因为他们已下定决心将权力交给农民，而又不忽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将令整个世界震惊。
——【印度】乔治·马歇尔
第一节 中国的草根民主地球人都知道
1．赞叹之声不绝于耳
1987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约蒂和赞盖里时指出：“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就是最大的民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2页）他的这一观点已经高度肯定了中国大地上冒出萌芽并呈蔓延之势的草根民主——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历史性工程，农民拥有了本该属于自己的各项政治权利，手中有了选举权、决策权、管理权、监督权，而这一切都源于广西河池农民的创举，当时迫于混乱的社会治安形势，订立了自己的“小宪法”——《村规民约》；公社大队生产队处于瘫痪的无政府状态时，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小政府”——村民委员会；为了行使自己的选举权力和监督权力，他们成立了自己的“小人大”组织——村民代表大会；为了监督干部的行为、制止干部滥用权力，他们成立了“小纪委”——民主理财小组。他们在制度上给贪污腐败设立了一道又一道“防火墙”。
广西农民自发的创造告诉世人，草根一族的中国农民有着天然的力量，具备较高民主素质，能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己当家，真正做共和国的主人。
中国的草根民主——村民自治在国外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几乎吸引了所有西方知名媒体都对这一事件发出赞叹之声，惊呼：“这是中国封闭制度下民主潮流的涌动。”
印度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乔治·马歇尔来我国考察后，连续在本国发表文章，他这样写道：“中国村民自治之所以引起我们注意，是因为他们已下定决心将权力交给农民，而又不忽视共产党的领导作用。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将令整个世界震惊。”
美国《新闻周刊》记者吉布尼，对中国的村民自治实地考察后，在报刊上发表了题为《好啊，中国的村民自治》的文章。
孟加拉国总理秘书凯米尔·斯迪克考察后说：“通过实地考察后我发现村民自治确实开展得很好，已经取得确实的进展，农村发展和民主建设得到了改善。可以说，民主自治在中国农村是实实在在的事，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传说或者像在听故事。我认为中国村一级的地方组织村民委员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的例子，它把希望和活力带给了广大的农村，他们能够帮助农民发展经济，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帮助中国国计民生得到有利的发展……不应该以西方的民主观点来看中国的情况。中国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生活方式，如果生搬硬套西方一些不符合中国情况的东西，是肯定不会成功的。中国领导人非常明智，他们设计出这种符合中国条件的基层民主方式。”
美国前总统卡特不止一次说过，中国的村民自治是一个“很伟大的事业。这事业造福于九亿中国农民，也凝聚着一大批中外追求者”。
卡特研究中心的政治学专家罗伯特·帕斯特博士多次率团来中国考察村民自治。他说：“我的结论是，中国的村委会选举是为了赋予中国九亿农民政治权利所采取的积极和重要的发展步骤。”
日本《朝日新闻》发表文章：“中国农村的村长选举10年来已普及全国，推选出的村长已达到93万人。对于中国来说，公开选举村长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
加拿大《环球邮报》介绍吉林省梨树县的村委会选举时指出：“梨树县的选举是秘密写票，有专门的投票间，便于村民按照自己的意志自由表达意愿，并建立了一套选举候选人的基本制度。一群目睹选举的西方人说，这是他们在中国见到的最好的选举。”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7年3月26日发表署名凯文·普拉特的文章《中国的村级选举暗示了民主》指出：“在鲜为人知的选举试点村中，中国的民主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有上百万个村落。在这些村子里，参加竞选的候选人进行着美国的候选人梦寐以求的选举方式：免费竞选。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第一次将乡村作为它进行初级阶段的差额选举的试点和学校。这种处于雏形期而且非常纯朴的选举于美国把那种需要金钱资助、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2001年7月，美国前总统卡特来到中国参加中国民政部与美国卡特中心联合举办的“村民自治与中国农村社会发展”国际研讨会，卡特先生到会并发表主题演讲。同年9月5日，卡特先生在亲眼目击江苏省昆山市周庄镇金旺村的村委会选举之后，感叹道：“农民也许不关心省长、市长是谁，但他们一定关心村长是谁。中国领导人支持村委会选举，最主要的是村民喜欢民主选举，这一进程是不可逆转的。他们根据法律原则，选出自己熟悉和满意的领导人，其深远意义在于农民已经掌握了决定自己未来的诀窍。”
2．中国村民自治接受国际援助
广西农民发起的村民自治震惊了世界，也感动了世界。中国村民自治已成为国际性的热门话题，国际社会也给予了极大支持和援助。
据2003年9月25日的《凤凰周刊》（总第124期）中《同中共三代领导人共商民主——美国前总统卡特推进中国民主发展10年路》报道，1991年，邓小平以私人朋友的名义邀请卡特访问中国。卡特到中国以后，同邓小平以及中国其他领导人见面，提出以观察和宣传中国农村选举和村民自治为契机，帮助中国同西方国家开展“民主对话”、“人权对话”。卡特的提议得到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从此，拉开了国际组织援助中国村民自治的序幕。经过中国政府同意，卡特中心还专门在北京设立了办事机构。从1991年到2005年，卡特中心先后向中国民政部提供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巨额资助，用于完善村委会选举和村民自治项目。主要包括：对完善选举提出意见和建议；建立村民委员会选举数据统计系统；培训地方选举干部；安排中国官员到美国观摩选举；宣传介绍中国的村民自治。卡特中心和中国民政部、中央编译局、深圳大学等单位先后多次就基层选举举行研讨会，多次举办征文活动，在理论上探讨中国的村民自治以指导基层民主实践活动。报道说：
2003年9月8日，北京又一次迎来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会晤中，卡特表达了一个真切希望：“主席先生，据我们了解，在中国70万村庄中，有40％村民委员会选举是依照法律进行的，40％做得很一般，另外20％做得不好甚至没有做。我个人有一个要求，希望你能够关注村委会选举这件事，通过你和政府使中国所有的村庄都能依照法律进行选举。”
这是卡特第三次向一位中共最高决策者表达渴望中国民主进步的心愿。……
“我们是依法办事。”胡锦涛回应，“我们将通过执行法律，通过执法教育、培训，把村委会选举做好。”胡锦涛并且告诉卡特，中国要搞民主，要搞政治体制改革，村委会选举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中国国家大，人口多，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历史包袱沉重，中国的改革必须根据国情精心设计，一步步地探索。
“胡锦涛的回答很贴切，符合实际，看得出他对村委会选举、村民自治的情况是了解的。”一位卡特随行人员这样说。
詹成付司长介绍：“卡特中心的地位是别的NGO组织比不了的，它本身的地位高，又是搞民主的机构，有民主问题专家，到全世界各国观察选举。这种角色决定了他们的权威性，他们说的话别人认为货真价实。他们不断派团来中国看选举，把真实情况介绍给国际社会。不要以为共产党中国只是闹革命、吃饱肚子，中国还要民主。尽管我们的民主是不全面的、低水平的，但还是在做、在追求。在做就是一个好开端，就能说服很多人。”
卡特中心研究人员多次在《纽约时报》、《亚特兰大政宪报》等报刊发表文章，在美国政府和国会发言，宣传和介绍村民自治给中国人权带来的进步，反驳极右势力对中国的抨击。2002年7月，卡特中心建立了“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用中英两种语言文字广泛介绍中国村民自治，网站目前已收集文章近3万篇，日点击量最高时达6000次。
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卡特中心、亚洲基金会、国际共和协会逐步到欧盟、联合国国际中心、国际人权组织、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等机构，都为中国的村民自治投入资金和人力。美国卡特中心、中国欧盟项目等国外机构，派员到了“中国村民自治第一村”——河池合寨村和广西各地考察，对广西村民自治给予充分肯定。许多西方学者还对中国的村民自治进行专题调研，他们追寻着grass roots（草根），看到了金矿，也体验到开采金矿的艰苦。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在西方印象中的人权形象渐渐提升。过去，中国外交部每年都要发表中国人权白皮书，在人权白皮书里，必有村民自治的内容。开始老外不相信这是真实的，经过实地考察，他们信服了。
1999年，德国的一家电视台专门到广西的扶绥县拍摄村民自治纪录片。德国人说，你们共产党到处是贪污腐败，很多事情是铁幕，不透明的，暗箱操作。他们用暗访的方式，试图采集到他们认为的“最真实的镜头”，他们绕开有关部门的人员，自己去采访村里的农民，去拍摄农民投票选举。在选举得出结果以后，他们又在村子里待下来，且看村民委员会成员如何运作。他们亲眼见到并拍摄到了扶绥县村民代表讨论决策、财务公开，发放救灾款等，还看到了村务公开栏，他们仍然半信半疑，疑是共产党搞的试点，感到仅仅一个县还不能说明问题。他们又到了武鸣县走了一些村，事先不打招呼，随机召集一些村民来座谈，开口就问：“你们有没有村务公开？”村民把事实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德国记者。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信了服了，所有的怀疑都随之消除了，感慨地对广西民政厅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处处长韦永华说，你们中国推行基层民主确实是动了真格。
许多境外合作组织不是随便就掏钱的，他们是经过切实的调研才谈合作，才决定给予这个项目经济援助。来广西最多的是美国共和研究所的所长伊利莎白，其曾竞选美国的副总统未果，当过美国劳工部一个局的局长。美国共和党办的共和研究所，到全世界各地去考察、研究、推进民主制度。这个研究所的钱从民间集资而来，钱怎么用？一项一项、一笔一笔地算。工资多少，路费多少，请人吃饭，参加的都要签名，培训的是哪些人，吃饭住宿多少钱，资本家们觉得账目清楚，才愿意拿这笔钱出来，资助经费培训中国负责选举的各级政府官员。从1998到1999年，他们到广西一共来了5批，培训乡镇干部。伊利莎白说：“我想不到来了广西8次。”他们讲解美国的民主制度，讲解美国的基层选举，讲解民主和法制程序，以供我们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时借鉴。
他们谈到美国的基层官员竞选时的承诺，上任期必须做到。如果做不到，下次就没有份了。他们还介绍竞选的人如何推介自己，让别人知道你的想法，还必须调查反映大多数人的意愿，第一届选举的时候要为第二届打好基础等等，人类追求自由和人权，所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都有相通之处的啊！
卡特中心在北京办培训班，培训县里的基层民政人员，每个县民政局配了一台电脑，培训教材和老师由我方指定，资金由他们出。1997年，广西民政厅的官员韦永华和中国民政部政权司副司长等13位负责基层选举官员赴美国直击美国式民主，走访了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等地。他对笔者说——
美国什么都要选举的，学校董事会、乡镇、社区、县各地都有选举机构。我们到了县里考察，华盛顿县的县长是华人，本身是一个资本家竞选上来的。竞选原因，一是因为想为公众办点事情，二要为华人争口气。美国的县长不坐班，主要是决策。每个月加起来决策一个星期，干活管事的是执政官，类似总经理，领导各局的局长。执政官说的，如果你今天干不好，第二天就被解雇了。我们的干部和农民一样，需要培训啊，人家的民主不是假民主，而是实实在在的民主啊！
从1992年至今，先后有20多个国家的政府官员、国会议员、驻华使节、专家学者和新闻记者，到中国农村实地考察村委会的民主选举和村务公开等村民自治活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欧盟等国际性组织也派官员和专家来中国考察农村的选举，出钱出人出力培训乡村干部。从专家、学者到新闻媒体和政府官员，从世界人权大会到联合国的有关会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论和关注这一问题。美国前总统卡特亲自写信给中国高层领导，表示非常关心和赞赏中国的村民自治，并派专家多次来中国考察。上届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中国的第一站就是去西安市临潼县下河村考察农村的发展变化和基层选举。
欧盟为中国村民自治这个项目提供经济援助最多。2005年7月，笔者采访了中国欧盟合作项目培训部主任孙树仁，他说：中国政府和欧盟早在1998年时，外经贸部和欧盟的代表商谈，当时是国务委员吴仪签署的项目，因为涉及到中国的民主政治基层建设，这个方面的内容就归结到了民政部，2001年正式合作。合作的意向是在中国法律的框架之下，促进中国村民自治，进一步提高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干部的法律意识。具体目标有：机构建设，推进村务公开管理的机构，连续不断地宣传法制，推进民主。
这个项目执行到现在五年多了，正是中国村民自治健康快速发展时期。这个项目有力推动了中国村民自治的发展进程，对于换届指导村务公开等，在程序化制度化规范化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外友好人士看到了中国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维护了村民基本人权，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和影响，他们也感觉到中国在进步，中国共产党确实在为老百姓做事，夯实民主基础。村民自治的意义是明显的，带动了整个中国民主制度在各个领域的发展，村务公开带动了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校务公开，院务公开，警务公开，财务公开等等，党内民主也受到影响和推动，村民自治的影响力不可估量。
第二节 草根民主——中国民主政治 的必由之路
民主是从西方传来的，但并非西方人的专利，它是世界人民共享的精神文明。早在1848年，《瀛环志略》一书中就分别介绍了美国的联邦制、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共和制三种民主体制。1919年的“五四”运动更是响亮地提出要把“德先生（Democracy）请到中国来。从那以后民主伴随着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变迁。中国共产党也是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最后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建立了新中国。
黄炎培先生曾于1945年7月访问延安，会见了毛泽东，交谈中表达了对历史周期率的忧虑。他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没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他希望中共找出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是什么？17世纪英国政治思想家洛克沿袭了古希腊的民主涵义，认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与此同时，他运用社会契约论，认为人民的统治是通过人民对于政府组成、政府权力行使的同意来实现的，而人民的同意是根据多数决定规则进行的。18世纪法国思想家卢梭进一步发展了洛克的理论，他提出人民主权原则，并认为民主的本质就是人民主权的实现。
20世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阿·熊彼特认为，民主就是人民投票决定权力的归属，民主是“某些人通过获取人民选票而得到作出决定的权力”。这是“精英民主理论”。
美国政治学家达尔等人认为，民主是多种利益集团的相互作用，达尔称这种民主政体为多元政体，这是“多元民主”观点。
20世纪英国社会主义者、政治学家乔治·道格拉斯·霍华德·柯尔认为，民主就是人民参与政治决策。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是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
美国当代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在其著作《论民主》中论述道，现代民主与古希腊民主不同。现代西方国家所建立的民主制度既继承了古希腊民主制的形式，也继承了中世纪出现的共和传统与代议制度。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环境相联系。
民主具备的几个主要特点，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人民，政治权力来源于人民；政治统治是经过人民选择的；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少数服从多数，按多数人的意志作出决定；公民都享有选举权；各级政府主要官员须由选举产生。
这里面也有值得警惕的问题，民主如果没有法制来约束和规范其行为，很容易产生“疯狂的大多数”。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主义，德国二战时期的纳粹主义，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史无前例的打砸抢抄批斗抓杀、红卫兵战争等等。没有法制的民主，是可怕的民主，也是短命的民主。法制是民主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主的一套规范的运作程序。法制是以法律来建立和维护民主社会的秩序，它将民主制度化、程式化、法治化。法制规范下的民主，是一种有限制、有秩序的民主，既能有效地维护多数人的统治，又能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并且能够从制度上抑制“疯狂的大多数”或“盲目的大多数”的暴民政治。
民主与法制，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
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真正实施就是宪政。有人认为，宪政的核心就是“限政”，即对政治权力进行有效的限制，防止它被滥用，尤其要防止它被用来侵犯人权和人的自由。因此，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最近还有学者提出，宪政是科学发展观的体制保证。
据统计，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制定了宪法，但公认达到宪政国家基本标准的不到50个。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宪政中”国家。
美国《人权宣言》宣布人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公权唯有取得人民的同意，才能获得合法性；当掌握公权者违背人民意志时，人民有权利抛弃他。于是，选举成为民主的核心。一个国家是否有定期的、普遍的、自由的、公正的选举，是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发展民主政治的标志。选举维护了民众的权利，也维护了人的尊严。
当今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中国也融入这一潮流之中。但是由于历史根源、文化传统、现行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国情不同，中国走向民主的道路必然会有自己的特点，会有自己的路径依赖。首先“罗马尼亚模式”暴力革命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次“南斯拉夫模式”导致国家分裂和内乱，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民族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教训太深刻了，中国好不容易才盼来稳定，再也经不起折腾了；再次“拉美模式”，他们的教训证明这条路明显地不适合于中国。中国的国情告诉我们，目前中国农民自发、党和政府推动的上下双方相结合的基层民主实践——村民自治道路，训练了民主，积累了经验，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夯实了基础。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广西作为新中国村民自治的策源地，建立中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为中国的民主政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村民自治的草根民主实践，是中国基层民主的起点，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更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工程。这个工程的“蝴蝶效应”将扩散延伸到方方面面，包括党内民主，有利于总结共产党执政经验；它将有效地促成现代中国人的民主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生成，培育公民社会，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趋向文明化；它将在实践上为中国提供了一整套操作性极强的民主程序和技术手段，更好地借鉴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并提供范本。一句话，中国的村民自治的发展过程都体现了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空间格局正从农村发展到城市，从乡村发展到社区，是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
如今，中国的村民自治正融入浩荡的世界民主潮流，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式民主政治的橱窗。
2005年10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请看其中《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一节——
中国13亿人口中有8亿多在农村。如何扩大和发展农村基层民主，使农民在所在村庄真正当家作主，充分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问题。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途径，这就是实行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制度。它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普遍推行于90年代，已成为在当今中国农村扩大基层民主和提高农村治理水平的一种有效方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则对对村民委员会的性质、职能、产生程序和任期等相关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使农村基层民主自治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目前，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制定或修订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办法或村委会选举办法，使村民自治有了更加具体的法律法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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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4月29日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办公楼礼堂向北大师生发表演讲。以下是演讲摘录：
……在这样一个历史的中间，关键的任务在于关键的时刻做关键的决定，扭转了关键的历史的方向，这是惊天动地了不起的事情。形成了一个新的趋势，一个新的方向，我在这里特别要提到，就是蒋经国先生和邓小平先生。……
在经济发展之后，更进一步推动了民主化的工作，所谓政治民主化的工作，包括排除了这种所谓威权的政治，奠定了一个政党之间，政党互动的一个模式。甚至于再进一步开放了党禁、报禁，取消了戒严，同时也促进了两岸人民，尤其是大陆，很多老兵返乡来探亲，在历史的时刻扭转了这个方向。
小平先生开放改革，大家看一看，不但转换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深化地、全面地提升了人民生活的水平，这都是跨时代了不起的作为。
蒋经国先生晚年的时候讲，他说他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很多人愣了一下，但是事实上代表了一个内心的忧虑，他的忧虑是大陆和台湾共同的未来，要怎么走。
小平先生讲到，改革开放的路线要管一百年，用他四川的话讲“动摇不得”。没有动摇，今天大家看一看，大陆经贸的发展，经济的成长，可以说样样都是名列前茅。
我是一个五十九年前离开上海回到台湾的，那时候还是一个年轻人，今天来到大陆，所看的一切的情景跟我的回忆和记忆完全不吻合了，所以我是怀着一个祝福的心，一个持续不断期盼的心，希望这块土地能够更快速地来发展。
在整个的发展层面，除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层面也很快速。比如说现在我了解到，在很多基层，所谓定点的民主选举制度，在《宪法》里面也提到，所谓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我相信这都是正确的历史方向，都是值得鼓励的历史的步伐。
当然，整个的政治改革，无论是脚步无论是范围，在大陆还有相当的空间来发展，但是我必须要讲，在过去这段时间里面，两岸所走的路、走的方向，已经使我们两岸无论是在差异还是在差距上，这个是越来越缩小，这是历史的潮流，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