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面对当下？似乎是今天我们的文学面对的最大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对于现实的认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无论宏观和微观的“现实”都已经难以用过去的一套知识和视点加以思考和探究了。中国加入全球化和市场化所引发的新的变化完全超越了我们的“现代性”的历史经验的视界。种种新形态的现实的呈现是我们难以应对的突然触发的。另一方面，我们的思考的路向和探索的兴致所受到的局限已经越来越清晰，我们已经似乎跟不上现实的变化和发展了。我们自信地描述和探究的“现实”其实和我们所处的“现实”之间的裂痕和差异已经越来越大。文学已经越来越无法触摸现实，而是尝试用旧的观点去覆盖和遮蔽现实本身。这里的挑战其实是异常严峻的。不是文学在“现实”之上提供具有想象力的探索，而是文学远远地落在了现实的后面。这并不是说文学不关注现实，而是说，现实越来越脱离了文学想象的掌握。这种状况所构成的挑战已经变成了具体而微的现实的一部分。
   看“广西小说新势力十一人作品展”专号（《广西文学》2006年第5、6期合刊）上所发表的一批广西青年作家的作品，我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兴奋。这些作品都显示了这些年轻的作家对于当下现实的高度敏感和持续的兴趣。在这里，现实不是被超越或蔑视的污秽之物,不是被闪避和夸大的怪异之物,而是我们无法不面对的具体而微的存在。这些作家的想象力的基础正是当下性本身。这种当下性的基本特点正是一个原有的过渡性的空间趋于瓦解,一个市场化和全球化的新的日常生活秩序已经建立起来的新形态。
    在这里,过去计划经济的生活形态已经过去很久了,成为黯淡模糊的历史背景。当下的具体的生活经验是在市场化在一种基层形态中趋向于完成。这里的生活并不是国际性色彩强烈的时尚生活的刻意的描写,反而凸现了一种地方性；并不展示生活的目迷五色的都市性,反而特别注意传达某种小城的微妙的文化氛围；但意外的是这些作品绝不封闭和狭小,反而通过这种特异性的展开,透露了市场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度和广度。小说越是注意琐碎细小的细节,而我们从中获得的关于这个时代的总体性的表征却也更加深入和有效。这些作品好像仅仅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具体得接近琐碎的中国内地生活的点,却有意无意呈现了当下性本身。广西作家的内地性格却显示了中国大历史变化的最深刻的冲击力。这说明他们获得了一种强烈的置身于当下之中的能力,他们从细节中感知时代的能力让人惊叹。这种能力来自于当下具体的生活的挑战让这些年轻人无从也无可逃避,他们只有在其中去表现和思考，只能从这些生命的具体中去追问和探究。我们最近讨论的新世纪文学其实一直期待一种以平常心直面当下的敏感性和灵活性。这种敏感性是不用我们既成的思维模式来框住现实本身。这些广西的年轻作家正好在这一点上提供了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解决方案。
   让我真正感动的是在这种对于现实的把握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的精神，一种对于中国的发展和新的未来的自信的调子。这种调子和我们的“新文学”传统的乐观精神并不一样。“新文学”传统的乐观是在深刻的民族悲情中的对于未来的朦胧的期许，也是对于社会的未来的拯救的信念的表征。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中国梦在闪烁着自己的光芒。这里有了一种来自于一个新的历史境遇的新的可能性的复杂的呈现。这种复杂性其实类似美国文学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所表现的那种活力和自信。这种自信是一个正在崛起的社会的信心的展现。虽然这里有严厉的批判和深刻的反思，也会有失望和痛苦的展开，但一个社会的力量正是在这里涌现的。这似乎类似于当年林庚先生写作《盛唐气象》这篇宏文时对于“盛唐”的概括。他指出所谓“盛唐气象”并不是没有痛苦悲观的表现，而是一种整体性的时代精神在文本中的表现。他认为：“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仍然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与时代的发展中人民力量的解放而成长的，它带来的如太阳一般的丰富而健康的美学上的造诣，这就是历代向往的属于人民的盛唐气”（《盛唐气象》 ，《名家解读唐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9年1月第1版第54页）这种“盛唐气象”和我们一般认为的史诗式的宏大并不完全对应，而是一种新的追求和新的风格的展开。这种描述在我的感觉中，正可以和当下中国的发展所产生的“新世纪文学”的某些迹象相互映照。今天的新世纪文学，一面是日常生活开始从二十世纪的民族苦难和悲情中渐渐超越，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实验文学”的对于中国人内心世界的探究，从“新写实”开始的对于日常生活的敏感性的开掘都为新文学的出现积累了异常宝贵的经验和认识的基础。另一面是新的生活的形态和“新文学”原有的表现有了距离和差异，一种新的日常生活本身开始进入文学。乐观并不是一种“明天会更好”的简单的承诺，而是一种可能性的出现，一种对于希望的新的具体而微的看法。这种看法其实是一种个人面对世界的态度的形成，这种态度乃是个人对于自己的承诺和一个社会的承诺之间的新的“接合”。我想，在广西的年轻人的作品中其实都表现了这样的状态。如《为你而来》中的袁方最后获得的信心，《预谋杀人》中的叙述者“我”的困扰，还有再度展开对于80年代日常生活的回忆的《补丁》，虽然这些作品中都有许多对于痛苦和艰难的表现，但毫无疑问其中却展现了一个“新世纪”对于当下的展开，对于过去再度思考和追问。这些都提供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对于可能性的再探索。在这里，日常生活被赋予了和过去“新文学”的表现完全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过去的文学中日常生活被赋予了重大的意义，但在广西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日常生活本身就自然地具有一种自身的价值，日常生活不再指向一个特定的象征的意义，而是以其自身的丰富和多样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价值。
   这在文学内部显示为一种“中间文学”的展开。所谓“中间文学”,乃是在“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原有的界限之间的一种文学形态。实际上，中国“现代性”下的多数文学都有这样的“中间性”。这种“中间性”的消失反而是一种80年代后期以来的“实验文学”之后的文化状态。经历了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的激烈的文学实验，“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形态学的划分才日渐明晰。但这些广西青年作家的选择却是并不在两者之间选择，而是提供一种再度“中间化”的尝试。他们的作品既有大众性的元素，相当有趣好读，却又有一种实验和心理表现的复杂性的展开。这些都令人惊异地统一在一种“中间性”之中。这种中间性的作用并不是过去的简单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融合的尝试。这是80年代后期以来的实验文学的成果和一种对于当下性的追求的接合。他们的努力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这种努力值得我们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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