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城堕民村遗址——天门下全貌。）

    就要过年了，照老皇历的说法，那可是 “堕民”最繁忙也是收获的辰光，讨年糕、做 “金条”、剃头、办喜事……
    他们为别人过年带来年货的充盈和精神的愉悦，他们为着生计走东村跑西村，虽然能够得些 “赏赐”和赞许，但始终改变不了他们卑贱的社会地位。
    虽然 “堕民”职业已发生嬗变， “堕民”的手艺及风俗也已渐渐消逝，堕民生活也已成为历史，但是留在曾是 “堕民”心中的痛则是永远的。而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堕民风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变得凝重起来，在建设文化大市的氛围里，研究、开发和利用 “堕民风俗”便显得十分必要。
    历史上的堕民生活：低贱和辛酸
    几百年来，吉普赛人在世界各地的流浪生涯，给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似乎吉普赛人全是流浪者。其实自１９５０年来，吉普赛人的生活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多数人抛弃了祖先留给他们的流浪江湖的传统。吉普赛人与中国堕民相似，然而，吉普赛人仍顽固地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而中国堕民始终想摆脱 “堕籍”，始终想掩盖自己的身份。
    中国堕民与吉普赛人，虽然他们产生的年代，其生存的地域及其文化背景极不相同，但两者同样被沦为贱民；同样受着非堕民、非吉普赛人的歧视；在没有任何社会资源下，两者操着同样低贱的职业。
    自元明以来，江南的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尤其在浙东的宁绍平原，居住着一群被称为堕民的移民。他们原本居无定所，一般以乡野僻壤的庙宇、大户人家的祠堂为家，一人或几人群居。自相婚配成偶后，又以家为单位生活。聚居家庭相对集中以后，又形成村落。堕民一般操着结鸡、兑糖、送娘、跳灶王、扎阁富、朝黄龙、贴年签、详梦 （方言，意为圆梦、释梦）等行当。
    堕民，又称惰民、怯怜户、乐户、丐户、郎户、勾户等。据对慈城天门下的调查，以称堕贫、大贫为主，女堕民也有称阿嫂的，此类称呼一直延续至今。
    慈城堕民是一个 “流动”的阶层，即堕民的堕籍时有出入。在动荡变化的社会中，他们虽然社会地位极低，但由于依附于县城内富裕人家而生存，他们很多人的生活相对安稳；同时，由于长期不得与四民同列，他们又成了一个被遗忘的阶层。
    一旦落入堕民的行列，其处境便是： “一禁入学读书，二禁进入仕途，三禁从事工商，四禁耕种田地，五禁与平民婚配，六禁高声说话，七禁昂首阔步，八禁聚众集议，九禁夜间喧哗，十禁成群结队。”
    堕民作为贱民之一，其行当自然是最卑贱的。慈城堕民可能借着城内大户的光，虽然操的也是贱业，但似乎要比鲁迅先生笔下的堕民职业稍好一些，相对包含一定技术、艺术的要素。聚居在慈城天门村的堕民有从事送娘、值堂、吹行（木偶戏）、剃头、阉鸡和详梦等六大行当。散居三北一带的堕民有兑糖买鸡毛的、捉青蛙的、但人数不多，倒是类似以跳灶王、扎阁富、朝黄龙为业讨赏的多。
    送娘子是女堕民，以陪送新娘子而得名，简称送娘。在慈城，有的大户人家婚礼十分讲究，常雇送娘与裁缝师傅同时进门，裁缝师傅负责做衣裳，而送娘的任务有许多：代表东家谋筹嫁妆，指挥家佣购物备料，奔走小姐与裁缝间，为小姐策划嫁衣的款式，向裁缝传达小姐的意愿，等等。一个标准的送娘，应当是长相标致，能说会道，逢场作戏，好话连篇，见风使舵，粗细能干。除了婚嫁，送娘平时还要替东家的女主人绞面。
    吹行、木偶戏是堕民的艺术行当，是一个班子中的二个行当。吹行以乐艺为主兼唱昆曲，演木偶戏时以吹行为乐队，能唱者配唱，加木偶和支撑表演者，即成木偶表演班。平时先服从吹行服务，闲时演木偶戏。吹行由边吹边走得名，如民间迎亲、出丧等场面的吹唢呐。其实，吹行以乐器为主，兼唱昆曲堂会。为此吹行也叫吹行班，有五档、七档、十二档三种。婚礼中的贺郎酒，寿宴时的长寿酒均有器乐配奏和唱昆曲，名曰 “小唱酒”。据年老的慈城人回忆：吃小唱酒时，领队在席间还指挥大家。大家团团圆圆围坐在一起，待打击乐器奏停，笙声吹响，宴席才开始，宾客才能动筷。
    剃头现称理发，剃头的人叫剃头郎。剃头行当分拎包剃头、肩挑剃头和开店剃头三个档次，这三个档次也是理发业发展简史。剃头理应属于手艺活，有一定技术的含量。但由堕民操作，剃头就没能如木工那样进入八作手艺行列。
    阉鸡俗称结鸡，也是堕民从事的技术性行当。结鸡人一般身着一套黑衣，手提黑色有钩洋伞，腰悬阉鸡手术刀什，走街穿巷，边走边吆喝： “哗——— 结鸡啦——— ”。吆喝声抑扬顿挫，“哗”音重又长， “结鸡”音轻又短……
    详梦，是慈城堕民季节性的特殊行当，也是慈城堕民区别于其他地方 “堕民”的一种行当。旧时，慈城的清道观闻名江南，每年的冬至夜，人们选择清道观静坐求梦，祈求来年的好运。住在天门下的堕民近水楼台先得月，借着自己能说会道，从而使详梦成了慈城 “堕民”特有的行当。
    新中国成立后，堕民才获得翻身，其政治地位、职业行当、经济收入、文化素质等无不发生根本变化。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８日，慈城解放的第二天。当时的城东乡成立由贫雇农等组成的评议小组，小组将参与乡的土改工作，任长元代表天门下的堕民成了乡评议小组成员之一，这是慈城堕民数百年来第一次登上政治舞台。之后，城东乡成立东门剧团。天门下的如法等７位吹行堕民加入这个剧团，与当时的乡领导班子成员一起排演了 《三代拜年》、 《上甘岭》等现代戏。东门剧团每演一场都受到高度赞扬，频频被邀巡回在各村演出。据８２岁的竺大爷回忆说，东门剧团之所以受欢迎，与后场吹拉弹唱的完整组合分不开，与后场乐手全部是吹行堕民分不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的讲话像春风吹遍了华夏大地，也吹进了慈城天门下，穷则思变的堕民后代搞起了个体经营，每天起早摸黑，经过几年的努力走出困境。堕民的经济生活翻了身，政治地位也更高了。
    消逝中的堕民风俗：留存和开发
    冯骥才说过：“城市的历史形成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财富。千姿百态的民俗文化不仅仅是我们城市的历史遗存，更重要的是我们城市的精神所在。堕民现已成为历史，这个特殊阶层已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深入而消失，但不应否认，他们特殊的文化是民间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年的县治历史，为慈城沉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留下“慈孝之乡、进士摇篮、儒学重镇”的美誉，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镇的称号。至今，还较为完好地保持着“一街一河双棋盘”的古代县城布局特征，在２．１７平方公里的古县城内，文化史迹灿若云锦，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３３处，其中有始建于宋代的孔庙、保存较为完整的状元第、布政房、甲第世家、福字门头、符卿第、向宅、冯宅、俞宅等４８公顷明清古建筑。如今，慈城颇具浙东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也开始引起各方面的重视。
    据宁波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主任李小红介绍：民俗是一种文化资源，有的还是具有较高旅游开发价值的文化资源。在慈城诸多民俗文化资源中，堕民文化可以说是较具特色的。堕民作为当时社会中一个有别于一般人群的特殊社会阶层，他们的生产、生活、信仰、社会政治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浙东民俗文化等在内的各方面的总和，构成了一种贱民文化。作为一种民俗文化的堕民文化无疑具有一定的旅游开发价值，首先它浓缩了中国封建社会乃至世界贱民文化的诸多要素。贱民文化的产生和存在，是阶级社会中不平等社会关系的一个具体缩影。尽管堕民在今天的中国社会早已消失，但在世界某些地区如印度、日本却依然存在。因而，从这个角度上讲，浙东堕民文化的旅游开发具有一定的世界意义，它将成为世界贱民文化的一个文化标本，向中外游客展示贱民的历史源流以及生产、生活、信仰等民俗文化。
    作为一种民俗文化，它本身还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浙东民俗文化事项。堕民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或群体，曾广泛存在于江浙各地，尤其是浙东的绍兴和宁波，但由于身份、地位上的不同，他们在衣、食、住、行、职业、信仰等诸多方面都与普通人有所差别，从而形成了一套有别于浙东主流民俗的民俗文化传统。不仅如此，堕民所从事的虽然是贱业，但这些贱业既非堕民所独擅，更与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由此而言，堕民的职业又是浙东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因而通过对浙东堕民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不但能够揭示堕民独特的民俗文化，同时也能展示丰富多彩的浙东民俗文化。浙东堕民文化资源的开发，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是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活教材。
    李小红认为：浙东堕民文化不仅蕴含着堕民独特的生产、生活、信仰等民俗，而且承载着丰富多彩的浙东民俗事项。因而它的旅游开发，非但符合国家关于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政策，而且将保护与开发结合起来，无疑更有助于国家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贯彻实施。
    宁波地区是浙东仅次于绍兴地区的堕民重要聚居区。在今日的宁波地区，与堕民有关的遗迹基本不存，惟在慈城东门外尚有堕民民居和遗迹存在，这是旅游开发的有利条件。而且，倘若浙东堕民文化得以开发，很容易与已经对外开放的孔庙、清道观等景点连成一片，形成雅俗共赏的旅游区。
    慈城是一座古城，因为它的千年历史；慈城是一座新城，因为它连着杭州湾跨海大桥，依托这一天时地利人和，慈城堕民文化具有一定的开发价值。
    【声 音】
    鲁 迅：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 “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地回答道： “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冯骥才 （中国文联副主席）：由于她用心之苦之诚之执着，她的涉猎便一定深入、全面又细致。她有长年从事记者工作而擅于采访的功力，又不辞辛苦，于是从一个个绵衍数百年的家族史到小百姓生活中如画的习俗，从几乎被遗忘的堕民的探访与追述到山山水水动情的刻画，给我们展示出一个丰盈、厚重、美丽又独特的慈城。王静更着眼于对流传于人们口头的 “记忆的遗产”的发掘。尽管这本书是充分散文化的，内涵中却有着诸多的地方史、民俗学与文化学的意义。
    李浙杭 （宁波市文联党组书记）：作家要耐得住寂寞，要沉到生活底层去挖掘思考，只要有优秀作品和优秀人才，文联将在人力、财力上给予最大限度的扶植。沉默了７年的王静获得了一个大奖，这不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是厚积薄发和“三贴近”的结果。“山花奖”是等同于“梅花奖”、“飞天奖”、“金鸡百花奖”的国家级大奖，我市作者能摘此桂冠，这是王静本人的荣耀，更是我市文艺工作中的一件大喜事。
    周静书（宁波市文联副主席）：浙东历史上的堕民，犹如流浪于世界各地的吉普赛人，是一个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社会地位低下的特殊社会群体。随着现代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变迁，堕民才从社会底层和封建压迫的桎梏里得以逐步解放。在现当代，堕民后裔中不乏有抗日英雄、科学工作者、文化学者及富贾儒商。
    李建树 （宁波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静学的是化工，干的是记者，真爱却是文学，而且爱得又是那样的深。有人开玩笑问她：你有没有情人？她说有。再问：是谁？她笑答：就是我手中的这支笔啊。其实她何止视文学为情人，她说她视文学创作远胜过自己的生命呢。一个甘愿以生命搏文学的人，在当今社会是越来越少了。因此，她的《中国的吉普赛人》荣获国家级大奖，是她多年勤苦笃学而水到渠成的结果。
    孔 宇 （江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江北区文联副主席）：我曾经在慈城工作过，深深地知道那儿沉甸甸的文化厚度，如今王静用严谨而深入的笔触，反映出了那儿的历史上偏于黑色的一个侧面。堕民虽已不复存在，但通过王静的笔墨使他们留存历史，同时也为慈城的进一步开发利用，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特殊平台。
    戴松岳 （我市民间文艺研究者、鄞州区政协文史委副主任）： 《中国的吉普赛人》作为目前国内第一部研究堕民的著作，这本书有着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它的理论意义。由于堕民地位低下，历史上对这一阶层从无系统的记载，更无研究，以至它的产生都成了历史之谜。对此，王静通过对现存历史文献的梳理排比，研究取舍，提出了宁绍两府的堕民应为元军兵卒后裔之说；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实践意义。由于王静以记者的身份，深入堕民中间，从他们充满悲伤的叙述中了解那鲜为人知的一面，采集历史黑暗的一角。这种充满悲剧意义的采访终于使这本书有了一般历史著作所难以企及的价值——— 由于亲历才有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来源: 宁波日报  作者: 楼伟华  2007-02-06